宋朝经济最牛？就凭这2件事，其他朝代望尘莫及
寻常百姓买荔枝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唐代诗人杜甫的一首句，让我们知道，在唐朝的时候，北方人吃上一颗荔枝，是极为奢侈的一件事。但你可能不会想到，到了宋朝，对于生活在东京汴梁的人们来说，荔枝也只是较为贵一些的水果而已，普通老百姓都是吃得起的。北宋文学家蔡襄在其所著的《荔枝谱》中提到：
（荔枝）初着花时，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券。若后丰寡，商人知之，不计美恶，悉为红盐者，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个亿，而乡人得饫食者盖鲜矣，以其断林鬻之也。
从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商业化高度发展带来的便利，商人们在荔枝刚刚开花时就先预付定金，签订合同的方式买断了所属果园的荔枝，等到你设置成熟，无论荔枝产量和质量如何，都由商家自行处理。这样果农避免了种植风险，可以放心大胆的扩大生产。同时，由于自由市场充分竞争的关系，远在东京汴梁的百姓，也能够通过水陆两路运输，以最实惠的价格买到新鲜的荔枝。
这种与种植户签订的预先购买合约，相当接近于今日所谓的“远期合同”。包买商的出现和发展，可以看作商业资本正在向产业资本转化的雏形，试想一下，如果这些“远期合同”进一步发展形成标准化合约，实现“认券不认人”，并且可以自由交易，那么，所谓的期货市场就诞生了。只可惜元朝之后这种行为近乎绝迹。
农业赋税比重低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因此农业税在大多数朝代都是中央财政的主要收入。如我们熟悉的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年）的税收为5230万贯，这其中商业税为200万左右，剩余均为农业赋税，比例高达90%以上。到了宋代的财政岁入是多少呢？北宋第五位皇帝宋英宗，在他登基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治平二年（1065），宋朝的税收收入约是11600万贯。这已经是唐代最高税收收入一倍多了，其中商税约为6000万贯以上，比达到50%以上。
到了宋朝第六位皇帝宋神宗时期（坚定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那位皇帝），农业税的比重进一步降低，已经不足30%。等到了南宋，非农业税已经接近85%，此时曾经是国家税收主要来源的农业税，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在宋末元初时期的史学家马端临所著的《文献通考》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
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靠商税
商业税收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这在中国历代王朝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从侧面反映了宋朝经济之发达。只是可惜到了明朝时期，犹豫朱元璋的穷人思维，大力打压工商业，国家的税收不但总额不如宋代，而且农业税又再次恢复了统治地位，朱元璋的初心或许是为了保护农民，但最终却害苦了明朝百姓，等到了崇祯末年，国家缺钱，就只能一次次的加重农业税，最后酿成了亡国惨剧。
虽然没有像网上许多文章写那样，直接对比GDP，但以上两点却是宋朝经济强大的侧面体现，历朝历代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让人不得不感慨宋朝经济最牛！
注释1：宋真宗赵恒，宋朝第三位皇帝，在位时间：997年－1022年。赵恒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侄子，宋太宗赵光义的第三子，他的第六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宋仁宗，前一阵热播的电视剧《知否》中的老皇帝，他的原型就死这这位宋仁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