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治国策略的改变，对于游侠群体生存的影响
“游侠”的概念最早出现于《韩非自》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记载，司马迁称其为“其形虽不轨于正义”而具有力挽狂澜、杀身成仁、兼爱天下游走于社会边缘的一股社会力量。他们大抵来源分化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墨家等“士”阶层，他们具有不为社会制度约束的“游离性”，却骨子里又有受传统道术束缚而具有“义”和“勇”的贵族风骨，也正因为此，太史公才专门列传记录下这群具有特殊生命的社会群体。
秦时期，秦皇马踏六国，隳名城，杀豪杰，天下一统，游侠阶层虽然受到统治者强力打击然终留下一丝火光，隐藏在帝国各处等待时机。
秦末天下大乱，泗水亭长刘邦于混乱之局，开创大汉四百年基业。大汉除了让我们感受到大汉雄风和强势帝国气象之外，同时也看到历史浮影中游侠群体以特殊的方式在政治至上的一元结构中谋求出头，为这盛世气象点缀另一种人生豪迈。
西汉时期，游侠继承前代传统，迎来辉煌时代，游侠文化出现了新的局面。首先，闾里游侠纷纷涌现，参与社会上层政治；其次，他们不再四处流浪，而是稳定在某个特定区域，不在单独行动；再次游侠开始与豪族结合，出现豪侠。
同时，游侠活动场所日益扩大，并在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他们特有的行为准则，成为影响社会秩序的一支隐形力量。它们不再局限于江湖，也开始逐渐与庙堂融合。他们根据出身和阶层被划分为“卿相游侠”和“闾里游侠”。这种划分既是对他们出身地位的划分，也表明了他们的活动场所。都城长安更是他们的聚集之所，他们游走在长安九市之中，隐藏在芸芸众生之内，参与闾里底层社会事务，彰显生命豪情。
这些人除了参与日常的社会政治事务外，区别于普通大众他们并不从事生产，闲余时间会有些独特的娱乐项目。比如纵酒买醉、斗鸡走犬、角抵搏戏，成群结队射猎郊游，同时也会互相较量持剑搏斗，他们经常在雪夜出城进入山谷，捕杀野兽，这些行为也符合他们的勇气任侠的气质，也是与大汉的强者气象息息相关。
游侠生存状况与汉代政权的稳定形成特殊的联系，具体表现为：强力的封建政权对于社会秩序控制有序时，游侠势力会呈现隐退趋势，封建政权更迭或者封建政权统治力衰弱失序时，游侠势力的生存会极大加强。这种联系与西汉上层统治者所实行的政治制度紧密相关，外在表现外他们在西汉各个时期时强时弱，但影踪始终延绵不绝，活跃在西汉的政治舞台上。这一势力在高祖时发端，鼎盛于武帝时期，经历昭、宣时期的持续压制，在元、成之际再次活跃，哀平年间迅速走向式微。
这一时期游侠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了地域化、宗族化、集团化的趋势。西汉历代统治者针对这些变化，均采用雷霆手段，任用酷吏迅速出击，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势力对西汉统治政权的影响，也只能最大限度的削弱这一势力对于朝堂秩序的影响。
长安作为西汉的政治经济中心，内控三辅，外统四方，一时间京城勋臣贵戚云集，号为难治，再加上地小人众，治安和交通管理成为头等大事。面对新出现的这些问题西汉统治者陆续推行禁卫制度、禁夜制度、关传制度，这些制度同“迁徙政策”一起，对于西汉后期的游侠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西汉初期，中央政权在京城设立卫戍长安的强大机器，加强帝国对于社会秩序的控制。长安附近有三支力量分别是中郎令率领的郎卫，卫尉统帅的宫卫和中尉统领的宫外的军队组成。这三支力量将长安附近社会各阶层的不确定因素置于强有力的监控之下，保证长安社会秩序井然有序，在这种强大的统治机器面前，不论是卿相游侠还是闾里游侠都纷纷收敛锋芒，不再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具有极大地“游离性”。
西汉时期酷吏的任用，也是西汉时期统治者上层对于社会秩序采用的另一新的强力手段。著名的酷吏如郅都、宁成、张汤、义纵、王文舒等人，他们不惧权威，率先执行严酷的国家法令。郅都被朝臣称为“苍鹰”，豪强见到宁成就害怕不已纷纷躲避。此类官员大多与董仲舒、公孙弘等“循吏“不同，他们对于有利于社会秩序之外的游侠群体极为痛恶，因此对于游侠采取大力抓捕诛杀措施，这种情况对于聚集在长安的游侠的生命产生了极大的危险，同时这些措施却也加强了长安地方的治安，著名的京兆尹有赵广汉、张敞、王尊等人。
关传制度，所谓“传”极为符信，是行人出行的身份证明和通行证。汉代出入关卡不用符信，要受到严厉的处罚。汉武帝时期大力推行“广关制度”，大力加强了各地的社会统治秩序。将军李广因为外出狩猎导致晚归而不得入关。游侠郭解为了逃避朝廷缉杀，请求临晋少主才得以出关。
汉初高祖一反前代暴政，遵行黄老之术，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禁例法规也大为放宽。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游侠势力发展一时无二。他们的活动大多是自发行为，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六国贵族与闾里游侠率先活跃，迎来游侠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游侠继承了春秋战国游侠的重义轻死、助人为乐德行，对于社会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卿相游侠自然活跃于庙堂之上，对于国家政务具有重大的影响力，杀伐决断，声势浩大，其行为关乎天下大势，统治政局稳定。统治者上层利用他们个人的影响力和他们之间的利益纷争，平衡政治。
高祖所任用的将相，也多具有任侠气质。他们不受约束，勇猛能战，接近下层。例如，舞阳侯樊哙曾是屠狗之辈，栾布曾经在燕地为奴，梁王彭越被诛杀后，不怕灭族为其收殓。中司马季心“气概关中，任侠以勇气闻名，为人恭敬有礼，士争为其死。”鲁国相田叔任侠尚义，为人康直，曾不惧灭族之祸，跟随有罪的赵王张敖赴长安。绛侯周勃与陈平一起，灭诸吕，迎代王。
闾里游侠自然纵横于市井街巷，他们出身寒微，仗剑行侠，路见危难，锄强扶弱，杀君主于高堂，扶正义于路郊。这些人追究其身份，大抵战国市井细民任侠发展而来，西汉初期则多为中小地主和商人，他们的生活极其不稳定。他们行踪不定，且互相尊重彼此势力范围。例如，朱家为鲁国人，出身布衣，收留亡命之徒数百人，赈济穷人，施恩不图报，家无余财，生活简朴，影响遍及关东地区。汉初河东太守季布“任侠重义，声闻楚、梁之间”，曾经被放置在“广柳车”中，给大侠朱家为奴。朱家知道是季布之后，亲自乘坐“轺车”道洛阳面见滕公，说服他去向高祖求情，自此之后朱家的名声更加显著。
然而当游侠威胁到封建社会统治秩序时，高祖就采纳大臣刘敬的建议，迁徙六国贵族和豪杰于关中，强本弱枝。“迁徙政策”也成了西汉历代统治者对于豪强游侠除了诛杀之外所采取的另一种常见手段，他们在长安附近修建帝王陵寝，并在陵寝所在地区设置县邑，将各地的游侠豪强迁徙到这些县邑，以便控制他们良性发展。
文景时期，继续实行与民休息，社会势力自由发展，游侠发展出现新的气象。社会各阶层新势力日益谋求新的政治诉求，游侠激烈，许多游侠出身社会上层，成为国家柱石。 豪强大族日益聚集强大，地方游侠势力与社会上层官员相互结交，许多地区出现宗族趋势。文帝时期，河内轵县郭解父被文帝诛杀。河内大侠剧孟，任侠类似朱家，声闻中原，被许多上层人士所看重，太尉周亚夫、大臣袁盎纷纷结交。此一时期，任侠使气，侠风大盛。自此以后，各地豪侠纷纷出现，诸侯养士之风崛起。
西汉景帝六年颁布了中国最早有文字记录的官车使用制度，其规定：不同官员驾车马匹数量有差，马匹数量越多的官员官爵越高；第二，公车的装饰体现等级差别。游侠的乘车数量也载入史册，以彰显游侠地位之隆盛。例如，七国之乱时，周亚夫专门乘坐“传车”去河内郡洛阳面请大侠剧孟，巨孟母亲死的时候，自远方送葬人数多达千乘。闾里之侠权行州里，力折公侯，干预社会秩序，大臣袁盎被刺杀。景帝对游侠开始抑制，任用酷吏郅都为济南太守，剿灭济南大侠瞷氏、陈地大侠周庸等，社会秩序得到极大改善。
武帝时期，汉大一统政权达到顶峰，汉武帝大力改革，统一集权，对外四处出击，扩大帝国疆域，对内修改法规条令，加强中央集权，游侠势力发展也达到巅峰，出现游侠集团，统治者在外儒内法制度的影响下，开始抑制游侠势力的发展。
武帝初期，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等皇亲国戚养侠自重，相互争势。汲黯、郑当时等朝廷官员具有侠客行为且同情游侠。代相灌夫任侠，横行颍川，大侠郭解名震关东。此等行为极大地触动了武帝，郭解的势力发展都让大将军卫青向武帝求情的地步，武帝下决心整治。他一方面采取措施削弱朝廷豪族大臣，另一方面重用简拔大批酷吏，捕杀闾里豪侠，迁徙豪强大侠于茂陵，强势剪除，将其纳入统治者秩序控制范围之内。窦婴、田蚡两大势力尽管在七国之乱时出了很大的力，但是两家的斗争还是对于武帝的朝廷权利带来了严重地威胁，武帝迅速出手，将两大宗族的瓦解，灌夫弃市，朝廷上层中枢权力逐渐收回朝廷。
汲黯和郑当时均是武帝太子宫中旧人，二人任侠重义，为官廉洁，助人于危难之间，官至九卿。大侠郭解自中年以后日渐收敛锋芒，出门行事十分恭敬，不敢乘车进入县衙。其品行赢得了周边父老和闾里少年的尊重，拜访者夜半过其门者“数十乘”。尽管如此，他的势力影响依然上达武帝面前，被下令强力诛杀。京师大侠朱安世被武帝下令入狱后也被诛杀。游侠势力受到重创，尽管如此，游侠势力仍然隐藏发展，关中长安樊仲子、长陵高王孙，西河郭翁仲，太原鲁翁孺、临淮児长卿，东阳陈君孺等都是当时一地大侠。
昭、宣时期，社会上层采取王霸之道治国，游侠势力暂时避退，逐渐与当地豪强联合，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此一时期的游侠已然不具有战国时期的古风，他们与地方官员勾结，大多游侠为祸乡里，成为地方之难。汉昭帝强力推行王霸制度，任用田延年、赵广汉等官员诛杀豪强，歼灭宗族侠客，一时间社会大治，此一时间虽然游侠没有被诛杀殆尽，然而也开始敛其锋芒，唯恐惹来杀身之祸。例如京兆新丰杜建，为京兆橼，以行为豪侠闻名，门下宾客为其违法以牟利，最终被京兆尹赵广汉诛杀。宣帝时期，汉宣帝本人崇拜游侠“高才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此外宣帝知人善任，对于豪强游侠亦然决定坚决打击。
例如，阳陵田延年，原为战国时期齐国王室后代，青年时表现出过人的才干，为霍光赏识，初为大将军霍光的助手。河东郡治安不好，豪强违法，盗贼横行。宣帝时被任命为河东太守，在他的治理下，“豪强歇息，野无行盗，威震旁郡！”同时选拔尹翁归等人为手下，帮助其诛锄豪强。后宣帝因其有功入大司农。后因贪污三千万，宣帝遣人通知他到廷尉报道到，延年自刎而死。
元、成之际，儒家大盛，社会统治秩序日渐崩坏，侠气纵横，游侠势力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它们不再是具有独立思想的个体，而更多地变为社会当权者和经济利益的附庸。元帝时期，推崇儒家，法度宽松，社会治安时好时坏，导致游侠势力快速扩张，此一时期“侠风较正”。成帝时期，闾里处处有豪侠。万章、张回、贾子光均为一时豪侠，影响到郡县治安。例如万章，为京兆尹门下督，长安城中的名侠，号称城西万子夏，与官府往来密切。官府重用酷吏，例如王尊、孙宝采取大力措施，大侠万章和杜君敖父子均被捕杀。此外王尊所杀的大游侠还有张回、赵君都、贾万、杨章、贾子光等人，这些人大多为长安下层。其中张回是造箭者、豢养大批刺客，专门为人报仇；贾万是商人、杨章为豪族，贾子光是开酒肆的。此外，闾里许多少年游侠被捕入狱，各地游侠四处奔逃，各归其处，不敢窥伺长安。
哀、平及至新莽年间，游侠的成分愈发复杂，出现侠官，具有真正贵族气质的勇武重义之士已非常罕见，完全落入底层鸡鸣狗盗之徒的群体中去。长安附近杜陵县朱博，少时贫寒，喜欢任侠，街角结交市井少年，助人危难，官至郡守。王氏父子大肆招揽宾客，楼护在出任京兆吏的时候就认识了王氏五侯，他为人守信，官至天水太守，封息乡侯。陈遵年幼时失去父亲，放纵不羁，崇尚华美，他喜欢喝酒但从来不耽误公事。槐里大盗赵鹏、霍鸿等作乱，陈遵担任校尉，因剿贼有功，被封为嘉威侯。此一时期原涉成为闾里之雄。原涉是颍川阳翟人，王莽新朝时期的著名游侠。其父在哀帝时期为南阳太守，原涉本人忠孝守义，声名受到闾里父老赞赏，大司徒史丹也听说了他的事迹，向朝廷举荐他为县令。谷口县中乡民早就听说了原涉的名声，当地一些不法之徒都逃亡其他地方，谷口县治安很快一派井然之色。只不过他虽然比较注重自己的言行，对人恭敬有利，唯恐惹来杀身之祸。可是郡里很多人仰慕他，少年游侠纷纷聚集在他的周围，他也不能推脱，只好躲避在家里不见这些人。他的宾客许多都是不法之徒，朝廷早就对他们的罪行记录在案，新莽时期朝廷几次下令诛杀这些人，但最后因为原涉都释放了。
原涉深知这样的情况很危险，他内心很害怕，总是想尽方法逃避，可依然不尽如人意，最终他还是因为这些人，得罪了郡里一些官员，最后被申屠建斩杀。游侠势力极大危害统治者秩序，原涉被杀，世上再无具有古风道义精神的游侠闻名于世，后世之辈大多鸡鸣狗盗之辈，游侠势力日渐衰微。
结语
总之，西汉时期，游侠群体面对社会上层的政治国策的变化而出现新的发展。中央集权化大一统王朝的出现，西汉统治者也从与民休息的“黄老之术”开始改变，逐渐推行外儒内法的“王霸制度”。他们自身天然“不轨于正义”的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的属性，决定了西汉历代统治者对其的防范和警惕，在其失去控制的时候，必然会受到严厉打击和镇压。这样的政治环境使得游侠的发展生存逐渐趋于隐蔽性，也极大地加速了游侠从单个生命迅速向宗族化、集团化发展。他们在发展过程中，为了谋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开始出现不断与上层官僚群体融合趋势，也出现了游侠阶层脱离原有“言必信、行必果，不爱其躯，赴士之厄”的高贵品质的趋势，他们不再是具有特异贵族气质和自由意志的独立生命，而是堕落为权贵和利益的服务、仅剩下“不轨于正义”的一群鸡鸣狗盗之徒。
参考文献：《史记》《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