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王安石和李清照看待项羽乌江自刎的视角有何差异？殊道同归
虽然最终在战场上走到了尽头，但是千百年来围绕项羽的争议却始终未曾平息，文人墨客对于他的评价呈现出极端的两面性。后世在感怀项羽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神武雄姿的同时，亦会对其仁义不施、忠言不纳的行径有所鄙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许多士子、诗人、甚至是君王都曾写过与项羽有关的诗句，其中尤其以杜牧、王安石和李清照的最为出众。那么，杜牧、王安石和李清照对于项羽做出了怎样的描写，又都有何背景？下面就让我们一同了解一下吧！
牛李党争、迁官外放的杜牧
杜牧入仕之初，便凭借对国事的关心和对孙子等兵家著作的研读，写过许多策论咨文，甚至曾有一次献计平虏，并被当朝宰相李德裕采用。要知道，当时李杜两家可谓世交，有着李德裕的看重，此后的杜牧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并在23岁时作出《阿房宫赋》。在这篇旷世奇文中，杜牧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忧国忧民的观点，并发出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呼声。十多年后，杜牧结识了时任淮南节度使的牛增孺，从此二人私交甚笃。只是，9世纪前期的大唐长期处于朝堂党争之中，李德裕和牛增孺作为党争的核心人物，却先后对杜牧表现出了足够的赏识，这不能不说是其才华的绝佳体现。
然而，在前后拉锯长达40年的牛李党争中，双方之间的矛盾早已异化，不会允许杜牧这样的中间派存在朝堂之上。终于在会昌二年（842年），他被外放为黄州刺史，遭到宰相李德裕的排挤。两年之后，杜牧又被迁为池州刺史，在赴任途中经过和县乌江边的乌江亭时诗兴大发，挥斥方遒作了一首《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对于熟读兵家的杜牧来说，项羽所谓“天之亡我”的观点是何等的荒谬。真正有志向的男儿就应该忍辱负重，决不能被一时的失意打败，只有重整旗鼓才有可能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事实上，杜牧明面上是在替项羽负气自刎而惋惜，指责其胸襟不够大气，实际上却是在为自己鼓舞志向，时刻提醒自己绝不能因为贬谪外地而气馁。在担任池州、睦洲等地刺史期间，杜牧都能兴利除弊、关心百姓疾苦，最终再度入京，担任吏部员外郎。
对“三冗”现象深恶痛绝的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授淮南节度判官。这年距离杜牧贬谪外放过去了整整200年，曾经辉煌无比的大唐早已崩塌，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动荡之后，一个新的王朝诞生了，那就是宋朝。北宋吸取了晚唐藩镇割据和五代武人乱政的教训，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重文轻武的大政方针，并尝试加大君主集权统治。为了保证中央的权力，达到对地方官员的制约，北宋增加办事环节、增加官僚职位的方法以实现权力制衡，从而出现了“十羊九牧”的恶果。冗兵、冗官、冗费合称为“三冗”，逐渐成为宋朝财政的巨大压力，反而影响了国家的稳定。王安石入仕之初，宋朝仁宗皇帝曾支持改革派重要人物范仲淹推行新政，史称“庆历新政”。奈何改革阻力太大，其重要针对的“冗员”问题，更是触及了守旧官僚的利益。1045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
新政的失败对王安石的触动很大，从1051年到1054年，王安石当了4年舒州通判，更是加深了“三冗”现象对百姓的危害之大。1054年秋，他在文彦博、欧阳修等人的举荐下进京述职，途径乌江亭，想起了两个世纪前另一位忧国忧民诗人杜牧的《题乌江亭》。只是，相较于杜牧从自身志向出发的角度，王安石更愿意从江东百姓的视角去看待项羽的乌江自刎。“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在王安石的这首《叠题乌江亭》中，我们清晰的感受到他处处为民着想的观点。后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凭借自己多年在地方上的执政经验推行了变法改革，史称“熙宁变法”。只是王安石的变法措施虽然全面，但太过于激进，并未获得执行官员的认同，从而导致在诸多律令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阳奉阴违、偷天换日的情况。加上在变法过程中的用人不当，变法派内部出现了分裂，排除异己之风明显，最终在与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党争中落了下风，最终失败。从此，新旧党争开始成为北宋朝堂之上的顽疾，其恶劣程度远超于唐朝牛李党争，并一直延续至北宋灭亡为止。
靖康之耻、宋室南迁时的李清照
伴随着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相继失败，北宋“三冗”情况愈发严重，朝廷财政负担巨大、军队和地方官员效率低下，百姓生活困苦。然而，凭借着宋朝对商业的积极开放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官商集团在北宋影响巨大，这也导致宋朝的农民起义虽然数量巨大，但规模却很难跨越一个行政区域。只是随着东北女真人的崛起，金朝建立并南下中原，宋朝羸弱的军事和行政机器几乎不堪一击。靖康之耻、建炎南渡，士大夫出身的才女李清照也随着丈夫赵明诚一起逃到南方。赵明诚被任命为建康知府，但建康却在两年之后发生内乱，李清照和丈夫不得不再次难逃，这一年是南宋建炎三年，即公元1129年。
乱世之中，宋朝亦有旷世豪杰在北方奋勇抗敌，老将宗泽在未能获得南宋鼎力支持的情况下，依然维持着一方基业，甚至在死前三呼“渡河”以求收复故土。可是南迁宋室却连奋勇一战的勇气都没有，这让李清照极为失望。在与赵明诚乘舟难逃的路上，她途径乌江亭时有感而发，提笔写下《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诗中，李清照通过对项羽不肯渡江，不愿苟延残喘作风的大家褒奖，表达对南宋朝廷偏安于东南一隅，不思抵抗的讽刺。
综上所述，杜牧、王安石和李清照，分别是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中，借用项羽乌江自刎的事例表达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这其中杜牧因牛李党争而被贬谪外地，却依旧保持着一颗“忍辱负重”的心，以求来日能够“卷土重来”；王安石亲眼见到庆历新政的失败，后又在地方磨砺多年，深知“三冗”对百姓生活的危害；李清照才华横溢，曾与丈夫赵明诚有过一段较为安宁的日子，却因宋室朝廷的羸弱和偏安而屡屡难逃。三人看待项羽乌江自刎的角度不同，所做出的评述也不尽相同，但却都表达出施展自身才华抱负、关注百姓生活疾苦和讽刺南迁朝廷苟延残喘的爱国主义情怀，可谓是殊道同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