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违农时、顺天应时——探析宋代河道管理
宋代河道治理与绿化管理
1.河道的开凿修整理念
宋政府十分重视对河道的治理，及时有效地开凿修整河道，是河道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对河道的开凿修整有爱惜民力，不违农时、顺天应时、不违水性的思想，并在实践中得以体现。宋代河役大致包括兵役和民役两种形式，民役在其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开凿修整河道，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农业是立国之本，宋代开凿修整河道有爱惜民力，不违农时的思想。
宋太祖在建隆二年（961年）曾言：“烦民奉己之事，朕必不为也。开导沟洫以济京邑，盖不犹已耳”。
即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征调民夫充役。宋太宗面临河役之时也有“以方春播种，不可重返民力”的言论。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十一月七日，下诏：“河渠堤堰陂塘之类合行开修去处，选官计工料，每岁于二月间未农作时兴役。”春季二月正是农闲时节，上述言论均是爱惜民力，不违农时思想的具体体现。
冬春之际是长达近五个月的农闲时节，宋政府一般选择在这一时期开凿修整河道，摊派劳役。宋代自太祖朝便形成冬春农闲时节开凿修整河道的惯例，如乾德五年（967年），宋太祖“分遣使者发畿县及近郡丁夫数万治河堤。自是岁以为常，皆用正月首事，季春而毕”。
冬春进入农闲以后，劳动力最为充足，有助于开河事务的顺利进行。史料一方面反映宋太祖亲临河堤督役，春初农闲开河的惯例；另一方面透露出宋太祖改变了春夫不给口食的古制，特令修河役夫“日给米二升”，并推行到全国各地，成为永式，充分展现其爱惜民力，不违农时的思想及实践。两宋政府不仅遵循着开凿修整河道爱惜民力、不违农时的思想，并且切实使这一思想得以很好的实践。既保证了修河任务的顺利完成，又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有序发展，对社会的稳定及人民生活的和谐起到一定的作用。宋代在河道开凿修整中讲求顺天应时，不违水性。
顺天应时可谓是不违农时思想的发展和延续，即根据季节气候的变化安排开凿修整河道的时间，在枯水期开凿修整河道是最佳选择。宋神宗于元丰四年明确诏谕水官“以道治水，无违其性”。作为帝师，范祖禹提出“夫河者，天地之气，气之所向，谁能御之”，须“顺时修徳”，无违水性。宋政府将顺天应时的思想实践到了河道治理之中。
宋神宗熙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同判都水监宋昌言、李立之，丞王令图提出秋冬“水涸，增修堤岸”，得到朝廷准许。宋人袁采也曾说道：“池塘陂湖河埭，须于每年冬月水涸之际浚之。”于枯水期开凿修整河道，既顺应气候季节的变迁，又得到人力的充分保障，大可以称之为得天时，顺人和。可见，宋代在河役中顺天应时的思想得到了良好的实践。
2.河堤的绿化管理
河堤绿化是指在河道堤岸种植林木等植物，起到美化沿河环境、固堤护堤、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宋朝政府非常注重对林木的种植，程民生先生在其《宋代林业简论》中，首先分析了宋代林业资源的地域分布，认为由于疆域面积的缩小，宋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林业危机”，“宋政府比以往任何朝代都重视林业”。
在宋朝建国伊始，宋太祖赵匡胤于建隆元年（960年）就下诏：“课民植树，定民籍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宋政府将种树的指标下达给不同等级的民户，并规定了种树的数目及种类，展现出宋朝对植树造林，绿化堤岸固护水土的重视。
建隆三年（962年）十月，宋政府正式颁布了在沿河种植林木的诏令：“沿黄、汴河州县长吏，每岁首令地分兵种榆柳以壮堤防”。此为宋政府最早的要求河堤种植榆柳的诏令。开宝五年（972年），朝廷再次下诏重申了建隆元年）的诏令，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原因是每年修补堤防大量采伐园林木材，不合朝廷意旨和政策。
有鉴于此，宋政府命“沿黄汴清御河州县人户”，因地制宜，种植榆柳及桑枣。其后三百余年，宋政府沿袭了宋太祖一朝的规制，重视因地制宜的植树造林，注重在河道堤岸种植林果等植物，以此固护堤防、绿化堤岸。如宋真宗景德二年，“申严盗伐河上榆柳之禁”，景德三年“植树数十万以固堤岸”。
宋真宗为扩大林木的种植，加强林木的管理，于大中祥符八年九月下诏，令每年春季令兵士在堤岸两旁栽种榆柳，“年终令辇运司点检”“林木青活”数量，并将统计结果及时上报朝廷，作为政绩考核的标准。宋政府不允许私自砍伐榆柳等沿河的林木，下令民间禁止伐木，专置“采榆柳使”，负责采伐榆柳，以供朝廷所需，并且要“据实少数申奏采买”，否则都要受到应有的处罚。朝廷为了加强对盗伐沿河林木者的惩处，加强了立法。
宋代河道渔业管理
1.渔业组织的出现
宋代以家庭为组织的渔户十分普遍，尤其以江南地区最为兴盛。渔业发展与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关系，江南水资源丰富，渔户较多。宋高宗绍兴二十年二月三日，军器监丞齐旦说：“今江浙之民乐于渔捕，往往饰网罟、罩弋”。网、罩等渔捕工具的出现与进步有助于渔业组织规模的形成。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十二日,浙西路转运常平司言逐州“渔户广施渔具壅遏水势”，朝廷下诏令官吏相度管理，既反映出宋代渔业发展的规模，又体现了宋政府对渔业的管理。
2.河道渔业的政府管制
宋代先后由河渠司、都水监及水部等水政部门掌管渔政。宋政府为保护渔户的利益，大中祥符四年正月十六日，“诏江湖间贫民捕鱼豪户不得封占”。由于渔业利润丰厚，豪户为获厚利封占河渠与渔户争利，宋政府通过诏令的形式对渔业加以管制，有助于缓解渔户的生存压力，体现宋政府的宽厚之政。在灾荒时期，宋政府的渔业政策最为宽松，允许“居民捕鱼种莲芡自给”。灾害时期宽松的政策，保证了灾民的正常生活。随着渔业的发展，渔户的增加，宋代对渔户的管制也相当严格。
有些渔户用毒药毒鱼到市场上贩卖，获取奸利。宋政府对毒鱼获利者杖一百，若因食毒鱼、饮水死亡，按斗杀罪论处。宋政府对毒鱼获利事件的管制，实际上既反映出朝廷的对河道渔业管理的力度，又反映出宋代对食品安全的问题重视。除此之外，“群盗常恃众恃兵仗，以贩鱼为名”，营销走私，危害甚大。有“渔船以捕鱼为名者”，充当“贼之耳目向导”，政府对此采取保甲连做法给予制裁。
盗贼以捕鱼为名，刺探内陆近岸情报，以便实施对民众的抢劫。政府为惩治盗贼，禁止假冒渔户，实施伍保连坐法，令渔户互相监督检举揭发，以保证治安。有些渔户不满政府的统治政策，“聚集捕鱼人后，又聚强壮仅有千余人”，立寨为盗，“专掠人为粮”，祸害百姓，与政府对抗。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五月，“仍令五家结为一保，庶不至以取鱼为名，结党作过”。
可见宋政府对渔业的管制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立法保障渔业的正常发展环境，对违法犯罪者依法处置；二是实行伍保连坐法，使渔户互相监督，以此来保证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实际上，除以上两种形式的管制方法之外，政府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对建立良好的渔业发展秩序也十分必要。宋政府非常注重官吏的行政作为，对渔业实施了有效的管理，对渔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宋代河道管理的宣传教化措施
1.中央政府的宣传教化措施
宋代在河道管理中晓谕臣僚的方式主要有面谕和宣谕两种形式。面谕是指皇帝对官员当面给予训示或下达命令，使官员更加明晓事务的处理原则及办法。面谕可以起到鼓励督促，及时提醒的效果，是皇权运作的表现形式之一。宋代河患严重，河道管理任务繁杂，皇帝十分关注河事，其中一个表现即是面谕臣僚。
宋神宗元丰八年八月，“镇江军节度使、知河南府韩绛加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绛陛见，面谕以‘河北水灾，非故老大臣，莫能安集’”。
宋神宗认为韩绛老成持重，值得信赖，可以到河北安集水灾流民，主持河北水事，对其给予面谕，寄予厚望。
宋孝宗淳熙二年十月十六日，知平江府（今江苏苏州）陈岘“奉旨宣谕开许浦河道，更切相度，随宜增展深阔，庶可经久，（令）〔今〕措置增展开掘”。从以上叙述可知，面谕与宣谕是皇帝通过口头的形式下达命令，对面谕或宣谕臣僚寄予厚望，希望事情得以及时办理，体现鼓励和督促之意。面谕、宣谕与诏令不同，但有时等同于诏令，是诏令之外的皇权运作形式，也是自上而下的水政权力运作的表现形式之一。
元祐三年，“内殿承制、知乾宁军张赴以大河涨急，护水有劳，降敕书奖谕”。政和六年十月十八日，“户部尚书孟昌龄奏，三山河桥经今涨水过，并无疏虞，其官吏委有劳效”，“降诏奖谕”。中央政府通过降诏褒谕的方式，使治河有功官员得到奖励、获得鼓舞，即肯定了官员的治河功绩，又树立了治河模范，起到了榜样的作用，是中央政府宣传教化的重要内容。
2.民间的宣传教化措施
在河道管理中，民间的宣传教化一方面受到中央及地方政府宣传教化的主导，在其主导之下形成自发的舆论，达到口耳相传的目的；另一方面，民间的自发宣传起着警示的刺激作用，促使政府作出应对。宋代中央及地方政府宣传教化的最终落脚点都是民间，使百姓了解政令，理解和支持河道管理工作，是宣传教化的主要目的。
宋神宗于熙宁六年开两浙河道水利时曾言：“民间晓然知其为利，次年乐于趋役。”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是河道修治任务顺利开展的保障。政府将政令条文通过榜等形式“晓示乡村人户，仰低相劝谕”，达到口耳相传的效果。民间的宣传教化一般要求通俗易懂，生活化的语言更能起到宣传教化的作用。
总结
河道管理秩序的构建与维护需要宣传，宣传实际上是宋政府对河道管理理念的贯彻，这种河道管理的理念是治国理念的分支，源于国家即源于君。在皇权主导之下的宣传贯穿一条主线，即希望通过河道管理理念的宣传教化，使官吏及百姓理解国家政令，共同致力于国家河道水利建设之中，共同维护河道管理的健康安全发展。
参考文献：
《宋代林业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