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问题

研读爱国将领孙蔚如的历史，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细节：

——孙蔚如将军的后人在相关纪念文章中，明确孙蔚如是国军“陆军二级上将”（见《联合时报》文章“孙蔚如将军与西安事变”，作者：孙文捷）

——《西安通览》《西安市志》包括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在网络上发布的“著名抗日将领——孙蔚如”等文献介绍中，干脆都未提及或者说回避了孙蔚如将军最后的军衔。

——包括《民国高级将领列传》在内的一些专门著作中，也只是在文章导语中明确孙蔚如为“原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部主要将领，陆军上将。”具体的行文内容里却又未见踪迹。

——有研究人员认为孙蔚如于1945年升任六战区司令长官后由中将晋加上将衔，但是只能是推测，缺少基本的原始文献支撑。

——网络之上有研究者文章“国民党军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军衔群体剖析（王逸峰/文）”认为：“1945年6月26日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后由中将晋加上将衔的观点是错误的。至于‘1945年7月，孙蔚如将军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暨武汉地区受降主官，授上将衔’的观点也是错误的。笔者分析，这很可能是将上将职务军衔误以为是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军衔。笔者核对了抗战胜利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辑的《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上卷）》，附录部分在有关孙蔚如肖像的职务说明中，明确注明‘中国战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中将孙蔚如肖像’至少说明，国民党军内部也认为孙蔚如是陆军中将，而非上将。”

网络上能搜寻到的《国民党军队上将大全》《国民党军上将全名单》之类，均不见孙蔚如将军的名字。孙蔚如的军衔问题，在国民党军，特别是国民党军在大陆后期并不是个案。有深入考察洞悉之一二的必要。

2.民国军衔之乱

稍微注意中国近代史的人都有一种感觉，国民党军队军衔让人眼花缭乱，“少将满街走，中将多如狗”“少将多如毛，中将像条狗”。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在于辛亥革命之后，民国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先后对军衔都进行过变动：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颁布了《中华民国军士制服令》，沿用了刚刚实行不到一年的晚清军衔制，仍按原来的三等九级，取消品级，重新规定了军衔名称为大将校、中将校、少将校等，之后由改为六等十四级，增为六等十六级，名称改为大将军、左将军、右将军等等，并规定了军衔晋升的年限。

1912年8月，北洋政府重新制定军衔制，颁布《陆军官佐士兵等级表》，军官仍为三等九级：上将、中将、少将；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此外，还有满足虚荣心的“虚衔”，即：将官衔在正式授予之前，可以先加一个虚衔，即陆军上校可加少将衔，陆军少将可加中将衔；军官阵亡或病逝后，可追赠高一级的军衔。这套军衔系统，在北洋政府所属部队或承认的部队执行，册封军衔有着更多的安抚成分，军衔高、官职低的现象很普遍，各路军阀头头都是上将，师长基本都是中将，旅团长多为少将。

到了1931年4月，国民政府颁布《陆军军官佐及士兵等级表》《陆海空军官职表》，基本沿用了北洋政府时期的军衔制，但是，政府却没有统一的军衔铨叙机构，军衔授予令出多门，各自为政，谁都可以授军衔，军衔授予被大量滥用，一些地方的军阀甚至自封上将，全然不管统兵的规模数量，自己高兴就行，即便蒋介石都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上将。割据西北的马步芳给他年仅12岁的儿子上报了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长的军职，居然也被“中华民国军政部”正式任命，发了委任状。所以，这一时期，不仅仅“城门频换大王旗”，眼花缭乱的军衔让老百姓更是看不明白，一个字“乱”！大凡认知里的省主席之类高官大官，应该都是“三颗星”的上将。

军衔之乱在于频繁改革、编制不一、授予权限混乱，还在于职务军衔与军人军衔不清不楚，混淆并存，无法辨识。

我军不久前实施的军官职业化改革，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由“一职多衔”向“一职一衔”转变，改变多年来职务等级为主导的军衔依附现状，推行军衔等级主导军官等级管理基本秩序，使军衔与职务密切挂起钩来，使军衔不仅仅有荣誉的价值，而且与职务密切挂钩，指挥体系更清晰。

为了整顿军衔混乱的局面，1934年4月，国民政府批准组建军事委员会铨叙厅，铨叙厅下设三个处，专门负责具体的重新评定军衔的工作。之后又重新制定了陆、海、空军《官制表》和《士兵等级表》，对军衔进行修订。其中，1934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陆海空军官佐任命暂行条例》规定了上将的晋升标准，严格把控上将晋升渠道。1935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又公布了《上将任官施行条例》，正式将上将军衔确立为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同月，南京国民政府还还颁布了新的军衔等级表，将整个军衔等级分为六等十八级。4月起，正式将国民党军队的各级军官军衔的任命授予权力收归中央管辖。军衔的任命、晋升，都遵照严格的比例和数量要求。即：现役上将总人数不超过60人，其中特级上将1人（蒋介石专座），一级上将9人（8人陆军1人海军），二级上将23人，中将加上将27人。上一级有空缺，下一级才能晋升。中将升中将加上将要有名额空缺才能择优晋升。

时，中国在册的上将有124名、中将418名、少将1240名。如果严格按照比例数量，124名上将中只保留31名，剩下的93名上将怎么办？如果都降为中将，必将激化矛盾，于是，1936年2月又颁发了《陆军中将加衔暂行条例》，规定陆军中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临时加上将衔，可以佩戴二级上将的军衔，享受二级上将的待遇。如有二级上将军衔名额空缺则从“中将加上将衔”中择优特补。虽然，这样的规定与《陆军军官佐任官暂行条例》第五条第五款规定“中将须实职年资已满、并于国家建有殊勋，始得晋任上将”会形成矛盾，制造新的混乱，但是，这种应付时局的权宜之计，的确在中将与二级上将之间，制造了一个位置尴尬的军衔：“陆军中将加衔上将衔”，简称“陆军上将衔”，又称为“上将衔陆军中将”，别称“中将加上将衔”，或者还可以称之为“替补上将”。如此，上将军衔想不混乱都难！

更要命的是，国民党军队除了铨叙之外，还有另一条的军衔系统。

3.铨叙军衔与职务军衔之乱

国民党军队官阶分明，需要以军衔高低来确定上下级关系，一阶压一阶，形成作战指挥体系，才能保证军令畅通。反之，如果上下级职务的军官是相同的军衔，不仅增加军队管理的难度，更会削弱作战指挥的力度。加之，国民党军队长达数十年战事不断，军官职务调整频繁，作战指挥体系经常出现变化，铨叙军衔跟不上实际的需要，以职务军衔来明确相互间的等级关系，既是权宜之计，也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从而在国民党军一直延续使用。

铨叙军衔是军官的正式军衔，是由铨叙厅根据职务、资历、学历、战功等情况综合考察确定正式叙任，由国民政府颁发任官状，并载入个人的档案。除了褫夺和晋升外，铨叙军衔不随职务调动而变动，自然，也不能随便晋升。而职务军衔国民党军各级军官与职务相对应的军衔阶级，这种军衔与职务对应，获得相应的职务就直接被授予相应的军衔，脱离了这个职务，相应的军衔同时脱离。甚至军官获得新的职务的时候，即便没有同时授予军衔，也会默认其自动晋升为职务相应的军衔。这种默认，与北洋政府时期的“虚衔”一脉相承，乐此不疲。所以，职务军衔又被视作临时军衔。很多人所熟悉的沈醉，他的实际铨叙军衔是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但是，他在起义前的职务却是云南游击中将总司令，这个就是职务军衔。

区别职务军衔与铨叙军衔，关键要看是否按照法定审查标准和任命程序任命，在铨叙厅是否由正式的备案。还有一个常用的方法是看军衔的名称构成，比如：上将司令、中将军长等，如果表述为海军中将、骑兵上校等，这些就是正式的铨叙军衔。再深一步，需要查看任职的文件或任职命令，譬如：军衔与职级一致的，称为“任官有案”，职级高于军衔且经过了中央备案的，称为“任职有案”。下达的命令格式：(一)任官有案人员(不受编制拘束)兹任陆军 × 将为 × 厅副厅长。此令。(二)任职有案人员兹任为 × 厅少将副厅长，保留中将待遇。此令。(三)支上阶薪有案人员兹任为 × 厅少将副厅长，支中将薪。此令。

因为职务军衔和铨叙军衔制度的同时并存，职务军衔任命程序相对简单，不需要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和铨叙厅的准许。为此，军队作战系统有多混乱，相应的职务军衔就有多混乱。身兼多职的更是出现多个军衔的奇葩景观。又因为与铨叙军衔在表面上没有明显的区别，乱上添乱。遑论还有死后追赠军衔一项（张自忠、廖磊、戴笠等），莫说后世之人，即便是在当时，非特别专业的人士，都是很难说的明明白白。

其实，对于自己到底是什么军衔，作为当事人是很清楚的。我曾读到过的一个资料里就曾提到：“国民政府曾经批准董其武、孙兰峰任上将（职务军衔）。在《绥远省保安司令部军官佐属现职录》《国民党军陆海空军登记官籍簿》的史料中都记载董其武职衔为上将。但是，董、孙在填写履历时也始终填写自己为国军陆军中将军衔。1955年，获悉被授予解放军上将军衔后，董其武提出降衔的理由之一就是自己是原国军陆军中将，授自己解放军上将军衔偏高。”

4.孙蔚如到底什么军衔

孙蔚如于1936年1月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是没有争议的，争议主要在上将军衔。曾有研究者专门统计了《国民政府公报》和《总统府公报》的记录：1935 年 4 月至 1949 年 9 月，总计任命有少将以上将官 4996 名，其中，各种上将 160 名、中将 975 名、少将 3861 名。未见有孙蔚如授上将军衔的相关信息。能够见到的1949年9月以前的国民党上将名单里，也没有孙蔚如的名字。

我查阅了相关的文献，包括仔细分析了数张历史照片，也曾一度认为孙蔚如为上将军衔的有关表述是以讹传讹，但是，当我以为已经可以确定了孙蔚如不可能是上将军衔的时候，却在第六战区受降堂旧址——武汉市中山公园“受降堂”意外地看到一张孙蔚如着上将军衔的照片。再结合支持孙蔚如为上将军衔的研究者的观点：“1945年7月，孙蔚如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授上将军衔。”孙蔚如时为（或佩戴）上将军衔的可能更接近历史原貌。

一方面，可以从受降的等级来看。

军衔对等是受降仪式的基本原则。而孙蔚如于1932年任第38军军长，1937年1月兼陕西省政府主席，后又历任第31军团军团长、第4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中条山一战，将倭寇堵在潼关之外，立下赫赫战功。1944年秋受训于重庆民国将官培训班。1945年7月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同年8月20日，受国民党中央之委任，作为中国政府洽降代表成员，飞抵湖南芷江，与日军洽谈投降事宜。9月18日下午3时，在今汉口中山公园内的“受降堂”，接受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大将及所部的投降，接收投降书。

按照侵华日军16个等级的军衔划分：大将、中将、少将、大佐、中佐、少佐、大尉、中尉、少尉、准士官(准尉)、曹长(上士)、军曹(中士)、伍长(下士)、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所谓兵对兵、将对将。日军的“佐”和国民党军的“校”属于同一个级别，那么，日军的“大将”自然就对应国民党军的“上将”。

另一方面，“战区司令长官”大致对应的级别。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了最高国防会议，制定了抗日战略，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战区划分。时南北战场划分为五个战区，司令长官分别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特级上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为阎锡山，一级上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为冯玉祥（后改由蒋介石兼），一级上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为何应钦，一级上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后改为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一级上将。1937年9月17日，增设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1937年10月26日，增设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为刘湘，时为二级上将（1938年病逝后追晋为一级上将）。军衔最低为刘湘，二级上将。

1938年1月，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战区划分，司令长官分别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为程潜，二级上将（朱培德病逝后，于1939年递补为一级上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为阎锡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为顾祝同，二级上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为何应钦；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第六战区、第七战区撤销。新增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1938年6月14日，增设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中将加上将，次年授二级上将衔（1947年授一级上将衔）。军衔最低为陈诚，中将加上将衔。

1938年至1939年先后召开军事会议，检讨第一期作战得失，重新划分了战区并任命了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为卫立煌，二级上将；第二战区阎锡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中将加上将衔（1946年晋升为二级上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二级上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二级上将。1939年10月，恢复设置第六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1940年为商震，二级上将）。1940年5月15日，撤销第十战区。军衔最低是张发奎，中将加上将衔。

第四次战区划分发生在1945年4月，十大战区的司令长官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由胡宗南代，10月3日特加陆军上将衔（即中将加上将衔，铨叙军衔仍为中将；1955年9月就任“澎湖防守司令部”司令官才正式晋任陆军二级上将）；第二战区阎锡山；第三战区顾祝同；第四战区张发奎；第五战区刘峙，二级上将；第六战区孙连仲，二级上将；第七战区余汉谋，中将加上将；第八战区朱绍良，二级上将；第九战区薛岳，二级上将；第十战区李品仙，二级上将。1945年6月26日，增设第十一战区、第十二战区，分别以孙连仲、傅作义（二级上将）为司令长官。孙蔚如接孙连仲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即便将明确为“代”的胡宗南拉进来看，最低的军衔依然是中将加上将。

足见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军衔最低应是上将，低者必以“中将加上将”。若本身就是“中将加上将”，则很快铨叙为二级上将。因为一级上将、二级上将的员额是固定的，只有出现空缺才能替补晋升（比如薛岳晋升二级上将于二级上将庞炳勋被俘投降剥夺军衔之后、张发奎晋升二级上将则在二级上将陈调元病逝之后）。所以，孙蔚如不可能是“二级上将”，也不可能只是中将，只可是“中将加上将”，更有可能是以中将的铨叙军衔佩戴上将的职务军衔，这也符合“虚衔”的一贯做法。

是的，按照规则，身为战区司令长官的孙蔚如，最低应该是中将加上将，但是，要注意，孙蔚如是1945年7月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946年春，第六战区改组为武汉行营，任副主任，后又调任战略顾问委员。也就是说，在战区司令长官这一职位上时间只有半年，不仅来不及铨叙任命，即便时间来得及铨叙，蒋介石那一关也难过。尤其是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本身还含有剥夺其第4集团军指挥权的客观结果。

孙蔚如是杨虎城的嫡系。杨虎城于1935年4月被国民政府铨叙授任为陆军二级上将。西安事变之后，于1943年被罢免了官位，褫夺了军衔。西安事变给蒋介石的心理阴影是巨大的，不仅不可能将杨虎城空出来的这个军衔空缺任由十七路军替补（1943年2月，代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中将加上将衔孙连仲升二级上将，对应填补此空缺），而且，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之后对十七路军逐步进行削弱、肢解、消灭，孙蔚如这样的嫡系骨干不打压既是开恩，更不可能成人之美。

其实，对于军官军衔，前几年对于我军“少将”与“专业技术少将”，以及无中生有、以讹传讹的所谓“文职少将”，包括一些军中人士都云里雾里，搞不清楚其中的含义以及相互的区别，更遑论民国时期本就混乱的国民党军军衔。

即便是抗战结束之后，国民党军的军衔标志由领章又改为肩章，二级上将为3颗五角星，一级上将、特级上将分别为4颗星、5颗星，有些人依然私自买将官的星章佩戴在肩上，导致军衔继续混乱。而孙蔚如将军是一名儒将，有他的坚持和恪守，所以，即便是佩戴上将职衔，必不会四处炫耀张扬，又逢于乱世，便导致了相关影像和文字资料极难找寻。

2022-8-16随札

☆作者简介：易书生，闻道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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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曹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