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恒为清高宗立下赫赫战功，成为清朝首个戴三眼花翎之人

傅恒在世时，是乾隆帝第一心腹重臣，同时也是朝廷重臣中少有的文武兼备之人才，出将入相、安邦定国，功勋卓著，一直被乾隆帝倚为肱股和臂膀，信任有加。再加上他又是乾隆帝嫡妻孝贤皇后的亲弟弟、乾隆帝本人的小舅子，所以乾隆帝爱屋及乌，对傅恒尤其青睐，多次超等擢拔，使得他不到三十岁就成为正一品大员，还兼军机处领班、保和殿大学士，这都是其姐夫乾隆帝一手安排的。

不过，即使飞速升官，傅恒也没有忘乎所以，而是兢兢业业、勇于任事、不辞劳苦地为乾隆帝办差，数十年公忠体国、不敢懈怠，因此乾隆帝对他非常认可，多次下诏赞誉、嘉奖，傅恒在朝中的尊贵地位，并不全是因为他是孝贤皇后的弟弟，而是凭借着多年的显著军功和不俗政绩换来的。

傅恒去世后，乾隆帝悲伤不已，亲自前往他位于皇城东安门内的宅邸祭奠致哀，对去世的傅恒大加赞扬：“世胄元臣，与国休戚。早年金川，亦建殊绩。定策西师，唯汝予同。酇侯不战，宜居首功”，称呼他为“社稷之臣”，并追赠其为太傅，赐谥号“文忠”，下谕以宗室镇国公的典仪规格操办葬礼，以诸多崇高的身后荣誉来显示自己对傅恒的重视和悼念之情。

傅恒，富察氏，字春和，满洲镶黄旗人，生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正月，是察哈尔总管李荣保的第九子，也是最幼子。李荣保所在的沙济富察家族是清朝顶级贵胄之家，在努尔哈赤起兵建国的初期，这一支富察氏的始祖旺吉努就率部前来主动投靠，被努尔哈赤授予佐领之职，颇受重用。旺吉努和其子万济哈都在后金担任佐领，到了他的孙子哈什屯的时候，因为屡立军功、劳绩久着，先后被清太宗皇太极晋封为礼部参政、副理事官，封爵一等男。顺治元年（1644年），哈什屯擢升内大臣、议政大臣，正式进入了清朝最高决策层，这也是富察家族开始成为显贵家族的起点。

沙济富察·李荣保

哈什屯在康熙二年（1663年）去世后，其长子米思翰承袭了世职，被授为内务府总管，以后逐渐晋为礼部侍郎、户部尚书，议政大臣等职。米思翰有四个儿子：马斯喀、马齐、马武、李荣保。而李荣保就是傅恒的父亲。

傅恒两岁时，李荣保就去世了，不过此时傅恒的兄长们有的已经成人，先后出仕为官，家境并不因为李荣保的去世而败落。并且李荣保的三个哥哥：马斯喀、马齐、马武都身居要职，虽然马斯喀已经去世，但是马齐、马武依旧在朝，而且权力很大，当时有民谣“二马吃尽天下草”，说的就是马齐、马武兄弟在康熙朝末期位居要职、执掌朝政的故事，当时马齐是武英殿大学士，马武则是领侍卫内大臣，都是煊赫无比的重臣。

在这样的达官显宦之家出生并成长的傅恒，虽然父亲已经离世，但依旧衣食无忧、生活优裕，并从小就接受了相当良好的教育，从而打下了远胜常人的素质基础。在他刚刚满六岁的时候，就被伯父和兄长们送到贵胄学堂：咸安宫官学、景山官学学习，一面熟读儒家典籍，一面训练弓马骑射，以提高他的学识、磨炼他的意志。经过十年的刻苦研习，傅恒学有所成、文武兼备，成为了当时京师贵胄子弟中少有的佼佼者，这也是他日后能够飞速晋升、成就功业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傅恒除了有八个哥哥之外，还有两个姐姐，二姐嫁给了清太宗皇太极第十子辅国公韬塞的孙子萨喇善为继妻，这倒没什么。但是他的大姐富察氏在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被雍正帝指婚，嫁给了皇四子弘历，这也将是富察氏一门将来在显贵高门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雍正十一年（1733年），皇四子弘历晋封和硕宝亲王，富察氏也随之成为宝亲王嫡福晋，这是富察家族所出的第一位亲王嫡福晋（旺吉努后裔）。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驾崩，宝亲王弘历凭借“秘密立储”制度，依照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鐍匣内的雍正帝遗诏内容，正式继位，登基称帝，即清朝第六代皇帝——清高宗乾隆帝。

孝贤纯皇后

乾隆帝登基后，晋封富察氏为皇后，乾隆二年（1737年）十二月，富察氏行册封礼，正式正位中宫，即孝贤皇后（孝贤是富察氏驾薨后乾隆帝追谥给嫡妻的名号，为了方便称呼，以下都称孝贤皇后）。而孝贤皇后成为中宫之主后，她的父亲、察哈尔总管李荣保被追赠为一承恩公。

孝贤皇后正位之后，时年十九岁的傅恒也因皇后之弟的身份，被推恩授官，以景山官学学生身份入仕，于乾隆五年（1740年）成为銮仪卫蓝翎侍卫（六品），随后很快晋升为一等侍卫（正三品），乾隆七年（1742年），二十一岁的傅恒被乾隆帝调到身边担任御前侍卫，并兼管圆明园、内务府事务。乾隆八年（1743年）任户部右侍郎，乾隆十年（1745年）入军机处学习行走，乾隆十二年（1747年），升户部尚书，兼任銮仪卫、议政大臣。至此，傅恒进入了清朝最高权力机构，虽然还没有真正执掌中枢大权，不过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在姐夫乾隆帝的精心栽培下，将来的前途一定不可限量。

如果傅恒就这样在中枢按部就班地升迁、晋爵的话，那他顶多是一个少年得志、圣恩眷顾的贵胄外戚子弟而已，或许荣华富贵享用不尽、在朝堂中地位显赫、红极一时，就像他的伯父马齐、马武一样，也算一代重臣，但绝不会有后世这样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说白了就是因人成事，一个优秀贵族高官罢了。

但是傅恒并没有沉溺于皇帝的恩宠中而不自知，他恪尽职守、用心办差、处事干练、勤勉上进，并根据乾隆帝的心意随时调整自己的意见和执行方式，使得乾隆帝大感傅恒确实和自己心意相通、办事得力、用起来得心应手，因此更加器重和依仗这个小舅子。

清平大小金川之战

乾隆十二年（1747年）三月，四川大金川（今四阿坝州金川县）嘉绒土司莎罗奔依仗强大实力，出兵掠夺附近的小金川、革布什咱、巴旺、明正等土司辖地，并攻击驻防清军，造成清军重大伤亡。乾隆帝闻讯后勃然大怒，为了平息地方土司挑衅叛乱，他将之前平息土司作乱时办事不利的川陕总督庆复罢免，调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率领重兵出征大金川，以平定金川叛乱。

张广泗抵达大金川后，先胜后败，所属大军折损过万，其他物资损失巨大，乾隆帝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闻报金川用兵失利后大怒，下诏斥责张广泗劳师糜饷，无功而返，严令其继续作战，一定要将大金川平定。但清军在之后没有摆脱被动局面，士兵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张广泗也毫无办法，只能苦苦支持。

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月，大金川战事正酣之时，傅恒的亲姐姐、乾隆帝的原配、皇后富察氏在随同乾隆帝南巡途中薨逝于山东德州，乾隆帝对发妻的薨逝悲痛万分，中止了南巡，立即带着皇后的灵柩返回京师，预备给皇后操办盛大的葬礼。但是在孝贤皇后葬礼期间，乾隆帝多次发现办事官员的疏忽和纰漏，由此迁怒群臣，问罪甚至诛杀了多位犯错大臣。但是作为皇后亲弟弟的户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傅恒，却在给姐姐办理葬礼典仪期间认真负责、诸事精细，同时态度上也哀恸万分，使得乾隆帝即欣慰又感动，对其大加赞赏：“敕奖其勤恪，赞叹其友悌，加太子太保嘉其忠勉。”

在办理孝贤皇后葬礼的同时，乾隆帝对于西南平乱作战中毫无进展的结果也是极度不满，无法再容忍张广泗的无能，准备换马，另以他人指挥作战。

富察·傅恒

而换谁前去指挥作战，乾隆帝起初并没有想派小舅子傅恒出征，认为他年仅尚轻（此时傅恒才二十七岁），不宜过早担当如此重任，于是乾隆帝以领班军机大臣、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兼兵部尚书讷亲为新一任经略大臣，让他前往西川统筹大军，平定叛乱。

讷亲是一个勤勉能干的循吏，但是他的军事指挥能力实在不堪，绝非统兵良将。他抵达大金川后，先是轻敌冒进，几次遭遇大败后又畏敌不前，被原本的统帅张广泗所鄙视，这使得前线清军军心涣散，不堪再战。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九月，乾隆帝得到大金川真实战报后大失所望，对于讷亲颠三倒四的行为忍无可忍，于是再一次决定临阵换将，将办事不利的讷亲、张广泗撤职查办。乾隆帝还愤怒地下诏说：“讷亲误国之罪，岂可轻纵！不重治其罪，将视朕为何如主？”（讷亲后来被赐自尽，张广泗被军前正法）。

在乾隆帝举行的平定大金川御前会议中，傅恒毛遂自荐，主动提出自己前往大金川前线，统领大军平定莎罗奔叛乱。乾隆帝大为高兴，授其为保和殿大学士、署理川陕总督，经略金川军务，即刻出征大金川。

傅恒领命之后，日夜兼程、一刻不停赶赴大金川，只用了二十二天就从京师抵达金川前线。当快要到达金川时，因为天寒路险、前行困难，下属们都劝他或者稍微减慢行进速度，或者骑马由士兵牵引前行，但是傅恒拒绝减慢进军速度或者骑马，对下属们说“汝等皆步行，我独乘马，心亦不忍”，于是下马和与士兵们一起步行，走完七十余里路途。

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二月，当傅恒不畏艰险、身先士卒，抵达清军前线大营后，又将乾隆帝出兵时赏赐之物分给驻守将士们，以激励他们作战。年轻的傅恒第一次担负重任，就以不辞劳苦、和诸将同甘共苦的精神极大鼓励了军队士气，使得他到来之后的大金川作战局势焕然一新，军队士气高昂。

傅恒在大金川前线督办粮务、严肃军纪、厘定各项军事章程，使得大军行动井井有条，局面为之扭转。此后清军分两路出击莎罗奔，避开坚固的碉堡，绕道敌后直捣巢穴，“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一举包围了大金川土司所在的勒乌围寨。

经过和清军近两年的作战，莎罗奔所辖的地盘几乎弹尽粮绝，虽然多次击败清军进攻，但也兵疲马困，无力把战争再打下去了。于是，在傅恒整顿军队、加强号令，步步紧逼的时候，莎罗奔就屡次向其请降，以求结束和清军的战争。但傅恒则坚持要求莎罗奔亲缚赴大营投降，才可以代表皇帝饶恕他的叛乱之罪。

乾隆帝当时有谕旨，要求随机行事，条件允许时可以接受莎罗奔投降，于是莎罗奔派人到清军副帅岳钟琪军营乞降，岳钟琪以乾隆帝谕旨为由允准了，随后禀告主帅傅恒。傅恒虽然心里遗憾，但是也不能违反乾隆帝谕旨，于是也顺水推舟同意了莎罗奔的乞降，（第一次）金川战事至此结束。

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傅恒班师回朝，并向乾隆帝奏凯告捷。乾隆帝对于平定大金川之事兴奋不已，下诏褒奖有功诸臣，其中傅恒以经略首功被晋封太保、晋爵一等忠勇公，并赐宝石顶、四团龙补朝服，任领班军机大臣，还为他在皇城东安门内建造府邸（京师皇城内，除了睿亲王多尔衮和已革英亲王阿济格曾经有过王府外，在傅恒之前没有其他王公贵胄建造过府邸）。至此，二十八岁的傅恒正式成为乾隆帝第一心腹重臣，和朝廷首揆，在这个位置上，他呆了二十一年。

乾隆十九年（1754年），准噶尔汗国发生内乱，内部四分五裂，乾隆帝于是打算出兵，消灭这个困扰了清朝三代皇帝的心腹大患。但囿于当年雍正帝几次征讨准噶尔都没有获胜，还产生过和通泊之战这样的大败仗，所以朝廷重臣们大多不赞同乾隆帝用兵准噶尔，还是小心谨慎为上。在朝议结果对乾隆帝出兵准噶尔执否定意见且非议纷纷时，只有身为军机领班的傅恒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向乾隆帝奏请由自己负责办理征准之役。乾隆帝着实欣慰，于是将出兵准噶尔的一切军政后勤大权全部交予傅恒，由他负责主持，指挥作战及后勤供应。

清征达瓦齐之战

获得皇帝大力支持后，傅恒立即全身心投入到平准军务的差使中。他虽然没有直接上阵，但在后方带领军机处全班人员“日夜随侍，候报抄录”，不分昼夜处理军务，并协助和听从乾隆帝的诏令，制定各项战略目标，调运粮秣军饷，保证充足后勤军需，运筹帷幄，决胜前方，使得乾隆帝称赞不已。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线清军在傅恒等人的全力支持和襄助下，攻克伊犁，俘获准噶尔汗达瓦齐，平定了准噶尔部。

准噶尔平定后，乾隆帝在战后论功行赏，傅恒虽然没有直接出征，但是在后方办理军务、居中运筹，身体力行支持皇帝，是乾隆帝心中平准之战的最大功臣。乾隆帝极为赞赏傅恒“至同朕办理军务者，惟大学士公傅恒与朕一心，日夜不懈”，所以特颁谕旨，再授傅恒为一等公爵。

傅恒在平定大金川后就被封授一等忠勇公，此次再加一等公爵，殊典旷恩无比。但是他头脑清醒，不因此而得意忘形，依旧低调内敛，上疏向乾隆帝恳陈辞谢，执意谢绝再封公爵。乾隆帝拗不过他，只得作罢，但在平准之后绘功臣像紫光阁、供王公大臣观瞻之时乾隆帝把第一的位置授予傅恒，亲拟赞语，夸耀他的功绩：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世胄元臣，与国忧戚，早年金川，亦建殊绩，定策西师，惟汝予同，赞侯不战，宜居首功。

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月，清缅战争爆发，在此后三年里，清军胜少负多，屡次失利，三任云贵总督刘藻、杨应琚、明瑞（傅恒之侄）都因作战不利而或自杀、或阵亡。当时有朝议说不如和缅军休战讲和，乾隆帝本人也左右为难。这个时候，身为领班军机大臣的傅恒坚决反对示弱，强烈要求继续出兵征讨，以免西南不稳，之前的作战成果也因此前功尽弃。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二月，在傅恒的坚持下，乾隆帝于太和殿举行出征仪式，授予傅恒敕印、王旗，和自己的御用甲胄，命他代替自己，第四次出征西南。四月，傅恒率大军抵达云南永昌府，立即开始伐木打造战船准备渡江作战。

富察·傅恒

七月二十日，清军在傅恒亲领之下誓师出征，渡过大金沙江深入缅甸境内。此后清军和缅军多次交战，在傅恒等人的精心策划下，清军水陆并进，击败缅军，拿下孟拱、孟养等地，直抵缅军驻守的老官屯。

虽然清军首战获胜，但是缅甸境内山路崎岖难行、天气炎热潮湿、使得瘴气横行：“军士或枵腹露宿于上淋下湿之中，以致多发疾病”，傅恒本人也因此染上了瘴疠之症。清军后续作战陷入困难。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十月，清军和缅军在老官屯激战二十多天，彼此都不能击败对方。虽然清军稍占上风，但是军中瘟疫爆发，士兵大量减员，原本三万人的军队，因阵亡或者染病，只剩下了一万三千人。缅军方面也损失不小，明白无力继续支撑和清军长期交战，于是决定和清军议和。

傅恒原本还想继续作战，但是清军已经精疲力尽，厌战情绪高涨，再加上自己也染上了瘴疠，实在不能坚持，于是傅恒上奏乾隆帝，汇报前线军情，将实际情况告知皇帝。乾隆帝得知傅恒也染上疫病后大惊失色，急忙下谕旨要傅恒即刻班师，并同意了和缅军的议和。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二月，在和缅军达成和议、缅甸名义向清朝称臣纳贡之后，傅恒率军回国，在天津拜见了前来迎接的乾隆帝。乾隆帝对于傅恒的功劳和辛苦深切感动，除了按制予以嘉奖之外，还特别授予他“配三眼花翎”的荣耀，这是清朝第一个额外获赐“三眼花翎”的臣子（整个清朝，也只有七个人获得了这个荣誉。）

因为在西南作战时染上了瘴疠，所以傅恒的身体几乎因此垮掉，在勉力支撑着回国后，就再也不能坚持，一病不起。虽然乾隆帝对自己的心腹重臣多方看顾，派御医精心诊治，最后也没有能够挽回傅恒的生命，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十三，傅恒病逝于京师私园，年四十九岁。

傅恒自乾隆十四年（1749年）成为保和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以来，在朝廷首揆的位置上坐了二十一年。期间他兢兢业业、勇于任事、不辞劳苦，公忠体国，对乾隆帝忠心不二、鞍前马后尽心效力，乾隆帝对这个小舅子放心托付、器重无比，傅恒在世之时，一直都是乾隆帝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

孙嘉淦

傅恒深受乾隆帝的赏识与青睐，手握大权二十多年，可以说位高权重，但他并没有居功自傲、飞扬跋扈，而是谨守本分、谦逊低调，不利用自己的权势组成朋党以谋私，并爱才惜才、“惟以尊奉前辈，引擢后进为要务”，经他的手，给乾隆帝推荐了孙嘉淦、岳钟琪、卢焯、毕沅、孙士毅、阿尔泰、阿桂等文武人才，这些人日后大多成为了清朝的中枢重臣、封疆大吏。傅恒以低调的行事和谦逊的姿态，忠实地为乾隆帝履行了一个臣子应尽的本分，确实没有辜负乾隆帝无条件的信任和期待。

傅恒大约在景山官学读书时迎娶了那拉氏为福晋（非某些资料中所说的瓜尔佳氏），那拉氏是康熙朝太傅明珠的曾孙女、永寿的女儿。

傅恒有四个儿子，在傅恒身后继续延续着富察一族的荣耀，承荫父恩，担任朝廷高官，显赫一时。

傅恒长子福灵安，官至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其妻是康熙帝之孙、愉郡王弘庆之女，所以福灵安被授予多罗额驸头衔。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福灵安在云南永北镇总兵任上去世，比傅恒还早三年离世。

傅恒次子福隆安，承袭一等忠勇公，先后任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镶黄旗满洲都统、正白旗满洲都统，加太子太保，尚乾隆帝第四女和硕和嘉公主，授和硕额驸。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去世。

爱新觉罗·弘历

傅恒第三子福康安，出仕后任四川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等职，还先后任工部尚书、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并以乾隆四十一年平定大小金川（第二次大金川之战）、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平定甘肃民变、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乾隆五十七年（1791年）击败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军、乾隆六十年（1795）平定贵州苗民起义等战功，被晋封一等忠锐嘉勇公、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还如同其父傅恒一样，被额外授予三眼花翎荣耀。乾隆六十年（1795年）十二月，福康安因平定苗疆起义，被乾隆帝晋封为贝子，这是清朝唯一一位在宗室和外藩之外，取得如此显爵的臣子。嘉庆元年（1796年）五月，福康安在军中病逝，已经禅位为太上皇帝的乾隆帝痛惜不已，追赠他为嘉勇郡王，其父傅恒也因此被推恩追赠为郡王，父子都配享太庙。

傅恒第四子福长安， 曾任銮仪卫掌卫事大臣、正红旗满洲副都统、武备院卿、户部尚书等职，获封一等侯爵。福长安是乾隆帝晚年宠臣和珅的死党，阿附和珅多年。嘉庆四年（1799年），太上皇乾隆帝驾崩，嘉庆帝逮捕和珅，下狱论罪赐死，福长安也被以“和珅朋党”之罪下狱，夺爵籍没家产。和珅被赐死时，嘉庆帝特别命福长安在和珅监房中观刑，以震慑其心。后来福长安被赦免，贬为员外郎，再逐渐升迁为围场总管、马兰镇总兵、古北口提督。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福长安被授予正黄旗满洲副都统，第二年去世。

傅恒还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睿亲王淳颖，为睿亲王嫡福晋，次女嫁给乾隆帝第十一子永瑆，日后永瑆晋封成亲王，傅恒次女也成为成亲王嫡福晋。

傅恒的子女们几乎都与皇室联姻（福康安除外），儿子们是额驸，女儿们是亲王福晋，富察氏家族与皇族的联姻在乾隆一朝十分紧密，这也代表了富察氏一门显赫的家族地位。傅恒在世时受到乾隆帝的赏识与重用，他去世后他的儿子们也很好地承担起光大门楣的责任，非常出色地为皇帝分忧、为朝廷效力，使得富察氏家族在乾隆帝在位时期恩宠不衰、常居高位。

傅恒的一等忠勇公爵位由他的次子福隆安承袭，此后传承了六次，光绪十七年（1891年），傅恒的七世孙松椿承袭一等忠勇公，这是第七任、也是最后一任一等忠勇公。辛亥之后，清朝灭亡，王公贵胄都成为平民，傅恒的后裔也失去了世袭公爵爵位，成为平民，融入了普通百姓之中，至今仍生活在北京某个不起眼的胡同或者小区里，过着平淡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