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与刘彻在对匈战争的目的上的区别决定二者结果的不同
刘邦对匈奴的战争
如果不是韩王信投降匈奴，刘邦也不会对匈奴动武，原因很简单，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刘邦称帝后，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并不是边患，而是内忧。因为他在打江山的过程中画出了许多张大饼，后为兑现承诺，封韩信为楚王（原齐王）、张敖为赵王（承袭父国）、彭越为梁王、臧荼为燕王、英布为淮南王、吴芮为长沙王、韩信（为区别另一韩信，多以韩王信相称）为韩王。
但现实的问题是这些诸侯王一边嚼着“大饼”，一边还在琢磨着这饼能吃到什么时候？也就是说，他们在担心刘邦能否允许他们一直存在下去。而刘邦的想法是，这么香的“大饼”为何不给自家人吃，而是白送给外人，再说，他们会不会“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呢？”也就是说，其实刘邦既不信任、也不想留存异姓诸侯。因此，正是由于刘邦同异姓诸侯王之间信任矛盾的激化，所以燕王臧荼最先起兵。
韩王信
灭掉臧荼之后，刘邦开始琢磨韩信。因为韩信是军事大才，他的存在始终让刘邦寝食难安。不久，刘邦便亲自去云梦泽诱捕韩信。接下来，刘邦会夺哪个诸侯王的“大饼”，虽暂时还没有分晓，但过往的一切，让韩王信看在眼里，惧在心里。
韩王信最初建都于颖川，后被刘邦迁往晋阳。因为颖川在洛阳附近，让刘邦睡不踏实，而晋阳正好是阻挡匈奴的屏障。
晋阳与匈奴边境尚有距离，韩王信觉得自己的才能施展不开，于是奏请刘邦将都城迁往马邑。没想到，韩王信到达马邑不久，匈奴冒顿单于便率军来攻。
显然冒顿单于是基于战略安全的考虑，不然他不会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因为如果韩王信扎根于马邑，必然会使汉朝在战略范围上得到拓展。
事实上，冒顿单于打韩王信十分轻松。所以，韩王信只能一边向冒顿求饶，一面向刘邦求救。刘邦接到求救信后，马上回信将韩王信臭骂一顿。韩王信被骂得胆战心惊，唯恐步了臧荼、韩信后尘，所以干脆投降匈奴。
刘邦
韩王信投降匈奴，让刘邦意识到了匈奴的现实威胁，但是他又承受不起全面战争的负担。最重要的是，目前诸侯王的问题还悬而未决，他不能在这个问题还没解决的情况下再去对匈开战。那么该如何应对呢？刘邦想到了“一锤定音”。
何为一锤定音，就是卯足了劲给匈奴痛击，让匈奴元气大伤，暂时消停，好腾出手来清除异姓诸侯。要知道，当时刘邦已经是年近六旬的老人了，时不我待呀。所以，最终刘邦集结32万大军，冒着严寒，浩浩荡荡，去战匈奴。
因此，我们会发现，刘邦出征匈奴其实是一时兴起，规划不足，仓促有余。因为他的目的就是集中力量，如当年秦始皇那样，一拳将匈奴击于国门之外。因此也赋予了当时汉匈战争的“时效性”，即无论胜败，刘邦都不会持续。
所以结果是，当刘邦在白登山吃了败仗之后，并不是厉兵秣马、卷土重来，而是用“和亲”来稳住匈奴，然后去从容应对异姓诸侯的威胁。这就是轻重缓急，区别对待的结果。所以，也不是刘邦打不过匈奴，而是形势所迫，不允许他同匈奴纠缠下去。事实上，汉武帝之所以能打败匈奴，正是一个长时间纠缠出来的结果。
汉武帝的对匈奴战争
汉朝自同匈奴和亲起，再到汉武帝开战，间隔了六十年余年。在这六十多年里，匈奴既得到了美女，也得到了粮食，还得到了金银珠宝，但是他们从没有停止对汉朝边境的滋扰。
刘彻
所以，在这六十余里，汉朝受了无数窝囊气，也憋了一肚子怒火。如此一来，便决定了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不可能是“浅尝辄止”，而是以奔流入海之势将对方降服，否则汉朝还会遭受更大的报复性侵扰。
因此，也正是汉武帝对匈奴战争的性质，决定了战争所需人力、物力、时间的付出以及重视程度都要胜于刘邦。所以我们发现，汉武帝的对匈战争并不是如当年刘邦那样提兵就走，而是制定了一个全面、详实的计划。
首先，汉武帝精心培育了大量优良战马，打造了先进于匈奴的各式武器，加强了对兵卒攻防本领及长途奔袭所需体质的训练。其次，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先后联络了月氏、乌孙，缔结一个对抗匈奴的联盟，从而在战略上形成对匈奴的围堵之势。再则主动派兵出击，从元光二年（前133年）的马邑之谋，到元狩四年（前119年）漠北之战，汉武帝在这十余年间连续出击，直到将匈奴困于漠北深处，苟延残喘。
漠北之战结束，标志着汉武帝对匈奴战争阶段性的胜利。此后，匈奴处于战略守势，再也没有了肆无忌惮进攻汉朝的实力。从天汉二年（前99年）起，汉武帝又发动了三次对匈战争，结果使匈奴伤痕累累，汉朝损兵折将。
如果从时间上算起，汉武帝对匈奴开战始于元光二年（前133年），结束于征和二年（前91年），历时42年，所以战争的强度与频率都是刘邦无法比拟的。而刘邦在白登之战的过程中并没有吃亏，只是本人被冻了七个昼夜，但是他却立刻叫停了对匈奴的战争，这就充分说明了他的发力点并不在匈奴身上。因此，也正是对匈奴战争的主观态度，决定了战争结果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