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王朝的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与财政危机
根据竺可祯先生的研究，西周初年在经过短暂的温暖气候不久，便逐渐进入了我国物候时期气候变迁史上的第一个寒冷期。这一寒冷期前后延续了近两百年，几乎与整个西周王朝相始终。西周时期的这次气候变迁，对西周社会影响极为深远。
首先，气候寒冷使得西北戎狄势力的生存发展条件变得异常恶劣，于是他们会选择向条件较好的地区掠夺和迁徙，牧业经济也一度向原来的农牧交错地带甚至于农业区推进，戎狄势力在逐渐侵蚀关陇区域的同时，给位处关中的周王室对王朝进行有效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其次，气候异常引发了各种自然灾害，灾害不仅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也给外族势力的入侵破坏制造了可乘之机，随之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混乱和政局动荡，使得周王室进一步处于内忧外患的危局之中，而西周王朝也更显风雨飘摇之势。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对于自然灾害，许琳先生曾下定义说:“所谓自然灾害是指自然界发生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自然现象所引起的灾害。其主要特点是人力不能支配并造成财富的损失和人身伤亡。”中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条件差异比较大，各种自然灾害自古以来就频繁发生。加之中国较早即以农业立国，农业文明的发展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诸多制约，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必然会对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直接的不良影响，往往会带来社会混乱，甚至会引发政局动荡。古人习惯于从“天人感应”的角度去理解自然灾害，每当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通常都会表现得非常恐惧，因之也就产生了大量相关的历史记录。
甲骨文中就有自然灾害的记录，西周以后则进一步增多，而且变得越来越清晰明确。邓云特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对周代的自然灾害作了如下统计:“最显著的灾害有八十九次。其中频数最多的是旱灾，达三十次；次为水灾，有十六次；再次为蝗螟蠢缘的灾害，有十三次。此外记载有地震九次，大歉致饥八次，霜雪七次，雹五次，疫一次。”
这里统计的只是一些产生重大影响的自然灾害，尚不包括一些影响较小的在内；除此之外，先秦史籍大量失传，其中有关自然灾害的记录也定当不少。由此可知，周代的自然灾害不仅发生频率较高，而且种类也很繁多，包括旱灾、水灾、虫灾、地震、雪灾、雹灾等。
从灾害学的角度看来，许多自然灾害之间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源、互生、因果联系，通常在某一种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紧接着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形成灾害并发和续发局面，出现“灾上加灾”的情况，即人们常说的“祸不单行”、“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进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灾荒即是由自然灾害引发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对于灾荒，邓云特先生曾下过这样的定义:“所谓‘灾荒’乃是由于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过了人类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损害；而在阶级社会里，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
灾与荒互为因果关系，有灾必生荒，而荒情严重又必然会诱发愈加频繁的自然灾害，从而产生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以农为本的古代中国社会，王朝末期发生的自然灾害和灾荒往往会招致严重的社会混乱、经济衰退和政局动荡，以至于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地方和挽救时局，进而引发大规模的内外战争持续爆发，因之也就自然会成为王朝覆灭的导火索。
西周中晚期以来，外族入侵日益加剧，地方离心倾向渐趋明显，各种社会势力正在进行分化和重组，王朝财政入不敷出。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不断出现，使得周王室备受内忧外患的困扰，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又进一步加剧乃至激化了这些社会矛盾，遂致西周社会分化和混乱程度更趋严重，西周王室也逐渐对政局失去了驾控能力。种种迹象表明，周王室的衰落以及西周的覆亡与各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古本竹书纪年》载:“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砺。”这是发生在周夷王时期的一次冰雹灾害，雹粒很大，而且像雨点般密集，造成的危害定当不小。另外，这次冰雹灾害发生在冬季，充分说明当时气候异常，可能在夷王时期不止发生冰雹这一项自然灾害。西周晚期早灾频繁发生，贯穿厉、宣、幽三朝。不知司马彪此言何所依据，单从字面上看来，“共和行政”晚期，关中发生了大早灾，由于气候极度干燥，甚至引发了宗周地区部分房屋被焚毁的情况。
这条材料所记内容与《诗经·大雅·云汉》诗篇所述有密切关系。《云汉》被古今学界公认为周宣王时期诗篇。《云汉》诗文中“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魅为虐，如快如焚”的记述充分反映了当时旱灾的严重程度。这说明周厉王时期的早情到了宣王时期，非但没有减弱，反倒变得更为严重。
周幽王时，旱灾仍然时有发生。程俊英先生经过考证，认为“这是一位执御大夫讽刺幽王及其群臣误国的诗。”程先生的考证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完全赞同这一说法。《召昊》和《雨无正》诗篇主旨极为相似，从诗文内容可知，到了周幽王时期，之前就已发生的旱情很可能在各地继续蔓延，随之造成了有着广泛影响的社会大饥荒。旱情的持续蔓延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人民流离失所，田地荒芜，饿俘满地。西周厉、宣、幽时期的这场大旱灾持续时间之久，至少在西周时期是史无前例的，这一长期的自然灾害加剧了西周晚期社会的混乱和动荡，也加速了周王室的衰落，遂使西周王朝进一步处于风雨飘摇的危局之中。
西周晚期的虫灾似乎也比较严重，给社会生产带来了很大危害。《诗经·大雅·桑柔》篇谓:“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盂贼，稼墙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糜有普力，以念弯苍。”《桑柔》诗乃周王卿士丙良夫所作，学界自古以来对此无多大疑义。程俊英先生指出:“这是苗良夫哀伤周厉王暴虐昏庸，任用非人而终遭灭亡的诗。”该诗主题虽为讽刺周厉王，但以上诗句中对虫灾的记述也当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从诗作内容可以看出，周厉王时期的虫灾很严重，致使大田庄稼普遍遭殃，大片田地处于荒芜状态，然而上层统治者却迟迟拿不出治理灾害的良好对策。
《诗经·小雅·大田》日:“去其螟腾，及其盂贼，无害我田稚。”毛序:“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郑笺:“食心曰螟，食叶曰腾，食根曰盂，食节曰贼。此四虫者恒害我田中之稚禾，故明君以正己而去之。”螟、腾、盂、贼是四种对农作物危害较大的害虫，诗句中没有描写虫灾造成的社会危害，但从当时人们对其防治的重视程度看来，当时虫灾也应该是比较严重的。
作为西周末世之主的周幽王虽然继承了周天子位，但同时也接替了宣王留给他的“烂摊子”。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周幽王真是倒霉透顶，在其即位不久，王箭地区便发生了大地震。从《十月之交》诗句的形象描述可以看出，这次发生在王歌地区的地震威力很大，整个关中地区山摇地动，许多河道发生崩溃，可能随之还伴生着大暴雨和泥石流灾害。周幽王时期发生的这次大地震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恐慌，许多人将这一自然灾害与朝政兴衰结合起来进行了深刻反思，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国语·周语上》中周大夫伯阳父的一段评论。
伯阳父对地震的解释，不乏阴阳观和天命论思想，以今日之科学认识看来，其说法未必合理。但伯阳父通过地震这一自然灾害看到了隐藏其后的社会问题，比如因水源枯竭导致早灾发生，继而影响生产生活，随之由灾荒引发社会混乱和政局动荡。伯阳父借灾害和灾荒的连锁反应经验和理论，预言“周将亡矣!”这一认识倒是颇具朴素辩证法的意味。果然不出伯阳父所料，随后便发生了大灾难，史载:“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
西周中晚期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引发的严重灾荒，固然是自然条件、气候变迁和地理环境共同影响和发生作用的结果，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人为社会因素的作用。邓云特先生指出:“自然条件虽为构成灾荒的原因之一，但终不是终极的唯一的原因。地理环境和气候变迁，固然随时随地有招致灾害的可能，但最后所以能够造出严重的灾害，甚至达到极其严重的境地，实与社会内部条件有极大的关系。
自然环境属于外部条件，惟有通过社会的内在条件，才能对社会发生影响。”西周前期固然也有自然灾害和灾荒，但当时社会矛盾还不是很复杂，外族入侵也不是很频繁，程度也不甚剧烈，地方对中央保持着一定的向心力，西周王室对王朝政局尚有足够的控制力，整个社会能够形成比较强大的合力，这就自然减弱和淡化了灾害和灾荒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而到了西周中晚期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形势发生了逆转。表面看来，当灾害发生后，政府似乎不体恤民情，没有制定相应的救荒政策和实施积极有效的救治措施。实则是西周王室日益衰微，面对一系列社会复杂问题，王室逐渐失去了对时局的操控和驾驭能力，虽曾作过一些努力，甚至还一度出现了“中兴”局面，但毕竟是大厦将倾，狂澜难挽。在内忧外患严重超负荷的情况下，自然灾害和灾荒随之便成了压在西周王室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