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室困境：西周中晚期以来的内忧外患

尽管周王室或主动出击，或被动防御，试图解除这种威胁，但事与愿违，外族入侵非但没能减少，反倒呈日益剧烈之势，它如同梦魔一样长期困扰和折磨着周王室，实际上己经成为周王室无法摆脱的现实祸患。这种与外族之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社会情势，前后耗费了西周王室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得周王室陷入危机之中。

西周晚期，天灾人祸不断，一系列社会复杂问题相应产生，地方诸侯国实力上升，王权逐渐遭受摸视甚至挑战，社会上也开始出现一些时代发展和变革的新趋势。周王室备受内忧外患的困扰，其衰落己呈无法逆转之势，最终的结局是周人主体势力被迫退出关陇区域，西周王朝亦随着周王室的东迁而走向覆亡。

在周王室衰落的同时，秦人势力则迅速崛起，周人在关陇区域留下的权势空白逐渐为秦人所独占，昔日周人势力得以兴盛的根据地和统治大本营地区最终变成了秦人的核心统治区域和对外扩张的基地。正如林剑鸣先生所说:“从西周末年开始，一方面是周王室势力一天天衰落；另一方面则是秦的地位一天天上升，他们在帮助周王室抵御戎、狄的过程中，由附庸而大夫。这种变化正反映了长期被压抑的秦，在周王室衰落的情况下，得到了发展的机会。”

无力摆脱的外族入侵

以周王室为核心的西周王朝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严峻的内忧外患，王朝通过大大小小的征伐活动和宗法制、分封制以及礼乐制等一系列制度的实施与推广，使得姬周族统治下的社会形势逐渐趋向于缓和，甚至一度出现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的美好社会状态，后世史家将其誉为“成康盛世”，是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盛世局面。然而好景不长，这种和谐昌盛局面随后在昭穆之世便开始被打破，周王朝与周边非华夏族群之间的激烈冲突时有发生。

郝铁川先生曾经对周人与外族的关系作过这样的概括:“戎夷蛮狄部族或方国对西周中央政权一直处于或臣或判的状态。当王室强大、政治清明时，他们称臣纳贡；当王室衰弱或出现暴政时，就与周人兵戎相见。”这一认识是很符合西周时期的实际情况的。

西周前期，中央王朝实力强大，对外族也能实行较为开明的怀柔政策，所以前期的周王室在对外关系上还能保持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西周中、晚期时，伴随着矛盾的持续升级和战争的日益频繁，时局变得对西周王室越来越不利。东方的“夷患”和西方的“戎祸”长期并行困扰着西周王朝，尤其是西北的戎狄势力频繁入侵关陇区域王歌所在地，屡次给西周王室造成了重大冲击，使得西周王朝中央权威衰弱状况日甚一日。事实上，到了西周厉、宣之际时，王室已经逐渐失去了对整个王朝的控制力，王室衰微和诸侯坐大都己成为无法扭转的历史趋势，随后便迎来了西周王朝的覆亡。

日趋紧张的周、戎关系

以姬周族为主导的周人肇兴于西北关陇区域，所在区域内外分布着诸多戎狄族群。早在先周时期，周人便与这些族群存在着长期的互动交融关系，彼此之间既有矛盾冲突，又有和谐共处。由于占据了关中富饶之地，加之政策得当，周人迅速崛起于关陇区域，随后文武并用，恩威并施，尽力吸纳和兼并关陇区域内外各种势力，终于建立起了以周人为盟主的西部大联盟。西部联盟东向灭了商王朝，随后建立起了地域空前广阔的周王朝。

在广大的东方被纳入周王朝版图的同时，如何巩固和扩大统治区域便成为摆在周人面前的重要任务。尽管周人对东方的夷人剿抚并用，夷人仍然不甘接受周人的统治，一有机会就起而反叛，总是处于叛服无常的状态之中。周人为了对东方实现长期有效统治，耗费了不少人力、物力、财力和心力，以至于忽视了对昔日西方盟友进行必要的安抚，遂使盟友逐渐离心离德，由盟友变成近在咫尺的强大敌人，终至成为无法消饵的心腹大患。

西周王朝发展到厉王时期，东方的“夷患”非但没有减弱，反倒呈日益剧烈之势，其中以淮夷的反叛和入侵最为频繁。尽管如此，周王朝在东方封建了众多诸侯国，虽然不一定真正起到“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作用，但至少在中央王室与东方夷人之间构建起了缓冲带，无论“夷患”有多严重，都不至于对西周王室造成直接的冲击。

然而，在周王朝的西北地带，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关陇区域既是周人的老家，又是西周王瓷地区所在地；同时，这里也是戎狄势力进退伸缩和纵横摔阖的广阔舞台，在西周王室和戎狄势力之间几乎没有缓冲地带和中间力量可以凭借，一旦发生戎狄入侵事件，周王室立马就会陷入危难局面之中。西周王室坐拥西北关陇一角对整个王朝进行控制和驾驭，恰如处于扇柄锁扣之处对整个扇面进行操控，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和方法。

而处于关陇区域及其周边的戎狄势力则类似扇柄根部与锁扣相连之处，如若处理失当，就会影响稳定性和可操控性，乃至会导致整个王朝的“散架”和解体。所以，东方“夷患”固然可怕，然而西方“戎祸”则更为恐怖，前者是“肘腋之患”，不可忽视，后者则是“心腹大患”，需要严加防范。整个西周晚期的厉、宣、幽、平时期，就是这种由西方“戎祸”引发的“心腹大患”不断加剧的时期，其直接后果便是导致了西周的覆灭。王国维先生曾结合传世文献材料和相关青铜器铭文，对商、周时代主要活动于西北的戎狄势力进行过细致的研究，形成了著名的《鬼方昆夷捡犹考》一文。

王氏此说论证有力，曾经对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人对此表示赞同，但也不乏反对者。现在看来，王国维将中国上古史上出现的鬼方、昆夷、狱犹、戎狄与匈奴等视为一脉相承的同一族群的说法还有待商榷，但王氏对这些不同族群称谓出现的先后关系所进行的学术梳理还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比如猿犹和戎都是先后活动于西北关陇区域及其周边一带的族群，他们势力极为强大，曾经对两周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只是前者通常出现在青铜器铭文和《诗经》等早期文献里，而后者则往往出现在《左传》、《国语》、《竹书纪年》、《史记》等。

史书里，仅就犹和戎的关系而言，我们认为他们“随世异名”，虽然不一定属于同一族群，但他们彼此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族系传承关系。以撇犹和犬戎为代表的西北戎狄势力不时入侵周王朝，到了西周晚期更是对宗周政权步步紧逼，俨然成了周王室家门口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