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为殷商后裔，为什么尊崇周礼？因为周代礼乐开创了这种观念
尽管出土物显示，周人在发展与崛起的阶段，就已经对殷商的文化有着吸纳与学习；可却并不如后世产生的思想辩论性更强的文本所展示的那样，周人发展出了优越于殷商的文化，通过文王“受命”和武王“革命”推翻了落后的殷商。历史记载显示，殷人即使在失去了政权以后，它的文化仍发展到一个远远高于周人的水准，殷人甚至在被周人征服以后，仍然蔑视他们的征服者，以为他们粗野、没有文化。（《尚书·大诰》）
那么得以引得孔子赞叹的周文化，至少也是完全征服殷人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新文化”了。说到这里，便不能不提起儒家经典中常出现的周公“制礼作乐”，我们可以只追溯一下殷周之间“礼乐文化”的损益，看看为什么孔子会赞叹周代“郁郁乎文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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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学者王国维先生在《释礼》中说：“《说文》示部云：‘禮（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若豊，推之而奉神人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大致是说，礼字最早指以器皿盛两串玉献祭神灵，后来也兼指以酒献祭神灵，又以礼指一切祭祀神灵的事。此说已成为后来大部分对礼进行研究的学者所采信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礼”在上古时代最早就是祭祀神灵的活动。
《礼记·表记》也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在这里，所谓的“礼”当然已融汇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礼”的认识了，殷人的“尊神”无疑就是作为祭祀神灵活动的“礼”。现代学者晁福林先生认为：“在殷人的神灵世界里占有主导的最重要地位的是祖先神，而不是帝；帝不是万能之神，也不是最高主宰；自然神、天神和祖先神各有特点、互不辖制，呈三足鼎立之势……”（《论殷代神权》）
他还指出：“在殷人看来，祖先神等和他们的关系直接而密切，帝和他们的关系则间接而遥远。”不过，在殷代中期以后，“帝”有着一个重要的变化。和以前相比，出现了帝从天上降临人间的趋势。“帝”的下移是其人格化加强和神力扩大的结果，这和殷末王权加强的趋势是一致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就算在殷代后期，帝和商王之间仍有一条鸿沟。殷人认为商王是其先祖之子，并非帝之子。“天子”一类的观念，在此时还没有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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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吃惊的是，周人尽管急切认同了商人的政治和宗教制度，可周人高高在上的神被称为“天”而不是“帝”或祖先神。这位神祗“天”，由看起来有着一个大脑袋的人形图案来代表，与商代的神灵大概有不一样的起源。这位高高在上的神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并不属于任何的王室血缘，也就是《诗经·大雅·文王》说的“天命靡常”。
在对于“天命永恒”怀疑的基础上，周公将王朝的更迭，归结于统治者个人的人事努力，警告统治者要注意修德，否则天命就会有转移的危险。也基于此，周人构建了天与民的联系，也就是《尚书·泰誓》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在这一知识背景下，周人所重新建立的礼乐传统，除却事神的仪式以外，还有人与人之间活动必须遵守的仪节，《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先君周公制礼乐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
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礼”是判断“德”的标准，合乎“礼”的才是“德”。但“德”是行为的原动力，因此开出一系列的“人事”活动，从“事”到“功”，最后归宿于“食民”，也就是使天下的“民”都能过一种“不饥不寒”的生活。总而言之，“周礼”是以“德”为核心而建构的整体人间秩序，在这里，“礼”已经远远超出了“事神致福”的范围，它与普天之下的“民”都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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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这一套新的“礼乐文化”中，天与人的关联是最为精辟的创见，它甚至深深影响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思想世界。
不过值得辩解的是，尽管这一意识或许在殷周之际便已经觉醒，可是它究竟发展到了何种程度，又是在以何种形式呈现于历史中，还是存在着许多问题，受限于篇幅，也没法继续再多做展开，只是要以最后一段观察引向本文的终点：“在孔子时代的唯一发展是‘天命’不再受限于人王所有。每一个人都受到‘天命’的约束，‘天命’要人有道德，人也有责任达到‘天命’的要求。”（刘殿爵《论语》英译本《导论》 ）
在西周时，“礼乐文化”尽管有着它的优越性，却仍旧是掌握在少数人中；且这少数人并没有很好地接受“礼乐文化”设计之初提出的警告，周人也同殷人一样腐败并衰亡了。直到春秋晚期，由“礼乐文化”所创造的思想环境与“礼崩乐坏”的时局却让许多身在民间，但掌握知识文化的阶层崛起并影响着后来的中国文化。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西周时期，为何人类的历史偏离了“天的规范”逐渐走向“礼崩乐坏”，而规范性的秩序又该如何恢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