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为教训苏轼，出一个上联，结果成了千古绝对，至今没有下联
两个人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比苏轼要大16岁，成名自然比他早。如果说论辈分，瞧不上他也很正常，但苏轼对他的态度亦是如此。
两个人相爱相杀了一辈子，许多“细节”直到现在都被人们津津乐道。
王安石成名的时候，大宋已经没有往日的繁华，在朝之主还渴望拯救它，将一线生机交到了他手里；
后者没有犹豫，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变法，每个人都在期待着一场盛世到来。
此时的苏轼还在家中守孝，三年时间过去后再次回到朝廷，发现许多“知心之交”全部被王安石“弄走”，只因皇帝对他绝对的信任，自然不容有人反对。
或许是权力上的压制，苏轼做出了请辞出京的决定，内心依然是瞧不上王安石。
这和当下的小孩子们“打闹”有些相像，两个人必定有一个“胜者”，可失败的那一方心里永远都会不服，没有例外。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封建时代下的政事不必过多定论，唯一能够评价的或许只有文学水平。
据相关野史记载，王安石为了教训苏轼，出一个上联，结果成了千古绝对，至今没有人能对出下联，真就这么神奇？
渊源颇深
“如果我作主考官，这种全类战国文章，肯定没戏录取”。
来而不往非礼也，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苏轼变相地嘲讽王安石，对此表示“回敬”。
读书人的事情，常人不好参与，真没点文化基础还真读不懂，两个人的梁子就这样结下了。
苏轼被欧阳修看中后，正式得到朝廷的任职。除了基本的工作外，他时常会进行一项事宜，就是上书皇帝弹劾王安石。
王安石大权在握，自然不会落于下风，他不停谏言皇帝流放苏轼。
让任何人去看，王安石的胜算绝对会大一点，苏轼或许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可骨子里的那种劲时刻在鞭策着自己前行。
本以为苏轼会借着文学才能在朝堂上有一番成就，没想到母亲父亲先后去世，让他不得不在家守孝六年，无数机会只得被迫丢失。
再次回到朝廷，王安石已经掀起了变法，青苗法、水利法、均税法等等，进行得如火如荼。
不可否认他的初衷，但许多提议和政策触及到了某些人的利益，朝廷上更是形成了两方势力互相较量。
一方以王安石为首，另一方以欧阳修为首，奈何皇帝过分信任王安石。尽管反对声音愈来愈强烈，欧阳修等人均因反对而被迫离职。
看到自己的钦点之人离京，苏轼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他到底是该抗争到底还是先见退隐？
他选择了前者，历史实践也交出了答案，苏轼失败了。
江湖之人多少有些交集，真要在某些事情上这么较真？谁都不改变自己内心的看法，这也就有了接下来的“文学切磋”。
千古绝对
文学家不仅仅体现在特定场合，任何时间都在做着文学之事。
后来苏轼有一次拜访王安石，发现他正在卧室睡觉，客厅中的茶桌上放着写了一半的诗：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这也配称之为文学大家？太没有水平了吧，看来一定是江郎才尽了”，苏轼嘀咕道。
什么人写什么诗，今天就委曲求全下自己，给这首诗附上下半首：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两个人的文学水平几乎没有高低之分，他们在一起相谈甚欢，前提是抛开政治。
苏轼始终同王安石进行着斗争，或许是后来悟出了某些真理，做出了请辞离京的决定，王安石借“分别之际”送上一句诗，即我们所说的上联：
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
苏轼的第一反应是要对出下联，但他始终没能读出此诗的内涵，谁也没想到，这是对他下场的预示。
公元1079年，时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曾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借机发挥，牵连出大量苏轼嘲讽皇帝和朝代的诗文。
此时的王安石已经退出朝政，得知这个消息后，以大度地气魄抛开曾经二者之间的过节，亲自上书皇帝请求留苏轼一条性命，这才只是被贬，个人仍在仕途中。
在前往被贬目的地路途中，苏轼看到南方的菊花和北方的菊花大有不同，待洒落满地时，确实和黄金没有什么区别。
这才意识到王安石那句话的真谛，自己的见识和他还有很大的差距，因为人家真的见过这种场景。
曾经的“不必急于问答”，直到苏轼临终前都没能给出下联，估计连王安石自己都没想到，这会成为千古绝对。
笑侃人世间
说到底，人还是要放低姿态。
或许正是明白了王安石这句诗的真谛，自己后来才能变得那样释然。人生有时真的很残酷，关键在于如何去看待一些事情，当你的眼界和见识拓宽到一定高度后，一切都是那样淡然。
文章结尾之时，送给诸位一句话：虚怀若谷，谦逊为人。
人外有人山外有山，每个人都是沧海一粟，唯有谦逊才能赢得尊重。时刻做到谨言慎行谦卑有度，成熟的麦子永远弯着腰，若是整日狂妄自满，等来的结局只有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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