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作为元朝的腹地，在一统之前混乱不堪，元朝如何稳定秩序？

山东作为元朝腹心之地，直隶于中书省。金末到元朝前期，山东地区从动荡到稳定，从经济残破到恢复，从文化衰敝到逐渐复兴的过程。

元世祖后期，山东与全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逐步走上正轨，重开科举时机成熟，仁宗延祐开科标志元代政治进入新的阶段。

随着科举的恢复，作为孔孟圣地的山东，为元朝廷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并在元中后期政治上发挥重要影响。

山东地处东部沿海，金元之际为蒙金争战之地，东平严氏、济南张氏、益都李璮割据称雄，“尽专兵民之权”。

中统元年三月，忽必烈即位，遵行“汉法”，改革蒙古旧制，重视发展农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

同时，平定李璮之乱，罢侯置守，重建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山东政局稳定。山东境内趋社会秩序恢复，经济逐步发展，文化也日益繁荣。

山东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蒙古实现对北方的统治远远早于江南地区。自1211年起，蒙古军连年南下，最终吞夏灭金，实现了对中原地区的占领，淮河以北处于蒙古政权控制之下。

战争期间，蒙古军实行掳掠、烧杀政策。随着蒙古大军的节节胜利，蒙古统治者渐渐改变战争政策，以怀柔方式招徕当地土豪地主武装，许其官位并可世袭，一批地方武装首领归附蒙古。

公元1220年秋，万户木华黎率军进入山东，东平严实将山东西路及彰德、大名、磁、恩等州归附蒙古。随后济南张荣、益都李全也先后投降蒙古。到1226年，蒙古就取得了山东全境的控制权。

战争结束后，蒙古贵族横征暴敛，加以毁农置牧，导致民不聊生，经济停滞。

太宗二年，在耶律楚材建议下，蒙古汗廷在中原占领区设立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等十路征收课税所，设置正副课税使二员，多选汉人“儒者”担任，专掌钱谷之事，不受地方长官统摄。

太宗八年更定税制，在华北地区确立丁税、地税、丝料、商税等税目，后来又加上包银一项，“丙申税制基本奠定了有元一代在北方的赋税体制”。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以后，遵用“汉法”，“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推行重农政策，颁布《农桑辑要》。

同时要求诸路达鲁花赤、管民官，“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不得擅行不急之役，妨夺农时”。

至元间，在原有税制基础上严格规定“送纳之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会计之法”，粮税和科差成为北方赋役主要内容，北方的税制基本就此定型。这些措施对平原地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是有利的。

加之黄河流域并未发生过严重的水患、蝗灾，山东等地的农业发展较快，尤其是登州地区，“农民垦辟有方，附近州郡皆以登州为榜样，使地利毕兴”。

到成宗、武宗两朝治理，山东地区继续平稳发展。仁宗时，北方社会经济得到恢复，特别是棉花种植遍及全国各地。

由于经济中心南移，朝廷需要转运南方粮食和物资，山东成为漕运的枢纽。江南地区的粮食通过漕运、海运运输到大都，由此使山东地区地理位置和交通运输的重要性远超前代。

至元十八年，开凿从济宁到安山的济州河，连接泗水到大清河（今黄河下游）；至元二十六年，根据寿张（今梁山西北）县尹韩仲晖建议：“开河置牐，引汶水达舟于御河，以便公私漕贩”，以此修建了南起东平路须城县（今山东东平），又西北至临清，达御河的会通河，全长二百五十余里，纵贯山东南北。

在会通河上，“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番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

元末宋文瓒亦称赞道：“世皇开会通河千有余里，岁运米至京者五百万石”，运河往来繁忙，贯通南北经济。山东也兴起了一批运河城市，济宁、临清、聊城成为小有名气的运河水城。

同时，海运一直处于发展状态，海运以其成本低、运量大受到统治者的关注，元代先后开辟了三条航线，由南北上，经过山东半岛，最后抵达河北地区。无论是水运还是海运的发展，促使山东成为南北物资的转运站，传统的农耕经济与运河经济相交织，山东经济重新焕发活力。

制度的重建与山东社会

忽必烈之前，山东秩序相当混乱。蒙古对于归附之人，根据其势力大小授予职位，允许其世袭，即所谓“北人能以州县下者，即以为守令，僚属听自置，罪得专杀”，形成世侯割据。

山东境内势力较大世侯，主要有东平严实、济南张荣、益都李璮、济州石天禄等人，他们专制一方，生杀予夺悉归其所掌。蒙古在燕京设置大断事官府衙，掌管财赋之权，控制各地世侯，汉人称之为燕京行尚书省、燕京行台。

“为了适应统治中原人民的需要，就开始参用契丹、女真、汉人官员，并仿照金朝制度，设立官职”，太宗八年实行“画境之制”，力图恢复金朝旧制，稳定社会秩序，并派遣达鲁花赤监临各地州县，但并未达到良好的统治效果，世侯专权的局面未有根本改变。

中统元年三月，忽必烈继承蒙古大汗，推行“汉法”，并将统治中心迁往中原地区，元代的制度重建进入新的发展期。中统年间，设置十路宣抚司和十道宣慰司，逐步收夺世侯之权。

中统三年七月，平定益都李璮之乱，加强对山东地区控制，各地世侯也相继交出兵权。

至元元年闰五月，朝廷“罢侯置守”，行迁转法，迁调各地世侯，省并州县，“以平章政事赵璧行省于南京、河南府、大名、顺德、洺磁、彰德、怀孟等路，平章政事廉希宪行省事于东平、济南、益都、淄莱等路，中书左丞姚枢行省事于西京、平阳、太原等路”。

经过调迁，东平路总管严忠范调为兵部尚书，济南路总管张宏调为真定路总管，益都路总管刘仁杰调往他处，改由游显担任。

随后元朝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山东各诸侯割据而治的局面结束。

至元八年，元世祖改国号为大元。次年，改中都为大都。到南宋灭亡后，全国政区稳定下来。“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谓之腹里”，腹里之外，设置十大行省来进行统治。

山东、河北、山西作为元朝腹心之地，为中书省直辖地，设置山东东西道宣慰司及东平、东昌、济宁、益都、济南、般阳等路及府州。

同时，作为统治核心地区，这里为蒙古军、探马赤军的重点防戍区，设置山东河北蒙古军都万户府，驻扎沂州（今山东临沂），加强控制。

迁入内地的蒙古人，绝大部分都以军户著籍，也就是蒙古军户，他们长期定居在山东及周围地区，“驻戍之兵，皆错居民间”，逐渐习惯中原的农耕生活。

成宗时，又诏“徙缙山所居乞里乞思等民于山东，以田与牛，种给之”，蒙古人在山东定居成为常制。

至正以前，由于政治体制的建立，朝廷管控的加强，山东地区相对稳定，没有发生较大规模的动荡。留居在中原地区的蒙古人、色目人，在生活、习俗方面渐渐汉化，甚至有的连姓名也与汉人相同，民族融合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