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宰杀马牛”到底会判什么罪？以清朝为例，看实际案例如何判决
在更早的周朝，《曲礼》中就有诸侯无故不杀牛的说法，秦朝时，官府要求所有人严禁在马牛出没的地方设置陷阱，防止牛马不小心受伤，如有违反者，就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汉代的《二年律令》中的《田律》就有"杀伤马牛，与盗同法"的记载，而且不仅故意伤害牛马有罪，无意伤害也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例如船夫渡船时，如果不小心将马牛给淹死，也要负法律责任，盗贼杀伤牲畜与盗同罪，汉代的《二年律令》是第一次构建了一个对马牛等牲畜进行保护的法律体系，自汉以后，各朝各代都增加了关于保护马牛的法律条文。
《宋刑统》中，增加了对杀害马、牛、驼、骡、驴、犬等行为处以脊杖或臀杖的规定，到了明朝，明律对牛马的保护力度更大，凡"宰杀耕牛、并私开圈店及知情贩卖牛只与宰杀者""凡盗而宰杀及货卖者"处以"宰杀马牛罪"，将会受到发配边疆或者充军的处罚。
到了清代，顺治沿用了《大明律》"宰杀马牛"律，并无太多变化，只是将部分杖刑改为了罚金刑，那么以清朝的律法为本，古代百姓如果伤害到了马牛，将会遭到怎样的处罚呢？
1. 私自宰杀马牛罪。在《大清律》中有明确规定，"凡私自宰杀自己马牛者、杖一百；驼、骡、驴，杖八十。筋、角、皮张入宫。误杀及病死者，不坐。"也就是说私自宰杀马牛这些牲畜，会遭到杖刑的处罚，但误杀或者自己病死的马牛，由于是无心和非关人事，所以牲畜主人可以不坐牢。
2. 误杀他人马牛。在《大清律》中有明文规定，"若故意杀他人马、牛者，杖七十、徒一年半；驼、骡、驴。杖一百，若计赃重于本罪者，准盗论。若伤而不死，不堪乘用及杀猪、羊等畜者，笞三十。其误杀伤者，不坐罪，但追赔减价。"由此可见，杀害他人牲畜罪远比自家宰杀要严重得多，轻则体罚，重则徒刑一年半，至少也要减价赔偿。
3. 牲畜伤人将其杀害。养过马牛等牲畜的人都知道，有的马牛很倔，常有故意伤人的事情发生，在《大清律》中对这种伤人牲畜而杀之的做法也是很人性化，如果牲畜踢人、咬人、将其杀害的人，不会被判罪也不用赔偿，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牲畜在伤人时将其杀害不用坐罪，但过后追杀的，就是属于故意杀伤罪，因此，牲畜伤人时，除非是情非得已，不然不可以事后追杀。
除此之外，还有故意伤亲属牲畜、牲畜毁食而杀伤、放失牲畜产损食人物、官畜产毁食官物、畜产欲伤人而杀伤等情况，但所判的罪行和前面三种相似，为避免累赘，本文就不一一描述。
法律只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光靠法律并不能够杜绝百姓杀伤牲畜，所以想要"宰杀马牛"律能够更好地实行，不仅要靠武力来维持，更多的是需要朝廷的上下推行，在地方进行宣传杀伤马牛的后果，所以当时有很多禁杀马牛的告示，这些告示的内容就是告诉百姓，为何要禁止杀伤马牛的道理。
从文献中记载的内容来看，当时朝廷给出禁止杀伤马牛的理由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一、耕牛是农业的根本，清长沙知府张五纬在任期间，曾经写出这么一张告示，告示称："……是足食为养民之本计，而畜牛尤务农之本计"，主要目的是让农户知道耕牛对自身的重要性。
康熙年间有一案例，当时浙江临安县有个农夫因为民间的粮食债务问题，为了还债将牛变卖给屠夫，临安县知县施宏知道后对农夫说："迨春日既临，耕期伊迩。无牛代作，人力几何？田野荒芜。国课民生，两受其害"
著名文豪朱熹也曾写过《劝农文》，文中说"耘犁之功，全籍牛力，切须照管，及时喂饲，不得辄行宰杀，致妨农务"，可见当时的官员大臣都曾劝告过农夫要爱惜自己的耕牛，在这种宣传思想下，也极少有人会选择宰杀耕种用的牛马。
二、宣扬"因果报应"，封建社会迷信思想大行其道，统治者也聪明地利用民众这种思想进行统治，康熙年间，许多知府为了让百姓不杀伤牛马，在告示中多次提到宰牛会遭到报应，"杀牛之禁，不惟王法甚严，抑且冥责尤重，历观因果，报应昭然"。
并举出了许多报应循环的例子，"镇江华回子，父子宰牛，忽仆地作牛鸣，卧病月余，额生双肉角，长寸许，死时，人皆闻牛尸气"，在没有网络的年代，知识极其匮乏，即使是这样很荒谬的谎言，大多数人还是深信不疑，只要灌输了报应的想法，许多人会将各种意外与之联系起来，久而久之，宰牛有报应这种理念就深入人心，这种"高深莫测"的因果论让大多数人再也不敢乱宰杀牛马。
三、利用典故来反对屠牛。封建社会儒家思想是治国的主要依据，而孔孟学说被赋予了非常高的地位，因此朝廷就利用儒家经典学说来反对民间屠牛，例如康熙年间有知府引用《礼记》中"诸侯无故不杀牛"的说法，来宣扬儒学反对屠牛。
还有的官员从孟子的"不忍之心"来督促民众放弃宰杀牛马的念头，清朝雍正年间，许多官员在巡游时，多次引用儒家典故，将其化用在告示之中，这种做法效果非常有效，不过清朝有一现象很有意思，那就是清朝廷更加偏向于对牛的保护，而对禁杀马的告示比较难见。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笔者认为大清的当初战胜明朝，主要是因为骑兵的威猛，入驻中原后，为了防止汉人骑兵壮大，便实行抑制农民养马的措施，特别是清初，凡是民间私自养马者，会被处以绞刑，所以清朝时，农民养马本来就少，禁止杀伤马的告示自然就很难见了。
此外，地方官员在治理时，还注重弥补法律的漏洞，比法律更加严格，从上文大家应该知道，误杀牛马或者牛马病死是无罪的，所以许多屠夫就以误杀为由进行宰杀，康熙年间的知府刘兆麒就有所发现了，所以他增加了不少的规定，比如他要求"即有病毙之牛，亦须掩埋，不许开剥，不但报其代耕之劳，亦杜借口私宰之弊"，凡是病死的牛，必须要将其入土掩埋，不准百姓将其剥开。
这样就杜绝了百姓私自屠宰，江西按察使的做法更加严苛，他要求病死的牛必须要送往县里检查，证实后可以在两天之内卖掉，但如果私自剥开，就按私宰处理，邻居看见不报，也按同罪处理，这种做法未免太重了，但也可以看出古代官员对牲畜的重视程度。
康熙年间福建陆路提督为了防止百姓私自屠宰，加重了宰杀马牛等牲畜的罪刑，他规定私自屠宰就按强盗罪处理，有的官员甚至更过分，私自宰杀的后果就是将其定为死罪，并暴晒三日，这种做法已经大大超出清律的规定了，不过这种告示，往往具有很好的震慑作用。
那么，在律法、告示以及官员的宣传之下，"宰杀马牛"律的实施效果如何呢？
首先，有一部分地区的人们依旧宰杀马牛成风，大清的国土面积有上千万平方公里，在三百多年的统治时间里，"宰杀马牛律"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都得以很好地施行，部分边疆以及西南一带的少数民族依旧有宰杀马牛之风，云贵地区，宰杀马牛已经成为风俗，官员也没有办法制止，还有西北边疆地区，以放牧为主的游牧民族，马牛本身就是他们食物来源的一部分，所以"宰杀马牛律"对他们来说并不适用。
其次，中原地区许多地方养成了忌食牛肉的习惯，这种习惯清朝年间的山东地区尤为明显，当时大部分山东人普遍忌讳食用牛肉，将其视为一大禁忌，有的甚至将不吃牛肉列入家谱当中，可见禁止马牛肉，在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里，已经成为了习惯。
到了清末年间，清政府对"宰杀马牛律"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造，新订的律法减轻了宰杀牛马的罪刑，将许多体罚改为了罚金，而且罚金的数额根据当地的经济水平来制定。
总而言之，"宰杀马牛律"在我们今天看来有点难以理解，可在以农耕为主的社会里，马牛是不可替代的农耕工具，所以"宰杀马牛律"才被世人所接受，随着经济的发展，"宰杀马牛律"也随之改革，直到后来的废除，这都伴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律法的制定跟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律法的变革，也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变化。
参考文献：刘兆麒《再禁宰牛》
《农业考古》1-3期
《盗牛宰杀为从复又私开圈店》
《大清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