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宫廷花鸟画——迎合帝王审美，尝试中西合璧
在乾隆称帝之后，国富民强，思想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他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和财力去扶持艺术的发展，在绘画上，他不仅仅收藏名家字画古董，自己舞文弄墨进行创做，还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及财力招募优秀的宫廷画师，激励他们的创作。一时间，宫廷画师的人数及作品数量成为中国历代之首。
这些画家不仅仅有当时著名画家余省、杨大章、傅瑛等，还有来自于海外的艺术家郎世宁。这些画家们在安逸的环境之下进行创作，所绘制的花鸟画自带太平盛世的祥和富丽。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乾隆盛世的宫廷花鸟画。
皇家审美
在宫廷内供职的画家们有着极好的生活条件，相对于民间画家来说，可以更加潜心地进行创作。但既然是服务于皇帝，必然没有绝对的无拘无束，心态上也并非世人想象中的那样安宁平和。他们从供职皇家之日开始，就在揣摩皇帝的心思，迎合皇帝的审美，虽然画家的身份不同，画技不一，但绘画的方向是相似的。
宫廷画师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宫中担任职位的，有的甚至直接来自于皇室。比如乾隆帝的第六子永瑢，还有大学士蒋溥、户部尚书蒋诰等等。这些官员常会受命跟随乾隆帝出巡或者参加皇家宴会、庆典等等。乾隆帝看到美景或者奇花异草，都会让他们即兴写生，这和我们现在旅游拍照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乾隆三十七年，乾隆帝和众臣子游览圆明园。圆明园之中培育的40多种洋菊花恰逢盛开，鲜艳娇媚，让乾隆诗兴大发，一下子写了40多首诗分别赞颂。此时跟在乾隆身边的官员和画师们就受命根据诗词和意境当场作画，至今故宫博物院之中还收藏着这些官员们绘制的菊花图。
清皇宫之中专门设立了如意馆，馆内画家的画作基本上是用来作为宫廷装饰的。至今我们仍可以在《造办处活计档》之中找到简明的记录。比如“首领董五经交宣纸二张，传旨清晖阁松云楼下西墙画斗一张，著杨大章画花卉……”由此可见宫廷画师绘制画作之前要奉命领取画纸，根据地点要求绘制画作，并非是按照自我意志进行创作的，没有了创作自由的他们，自然也终将失去自我的绘画特色，处处都在迎合皇帝的审美。
中西合璧
康乾时期，西方传教士引导的“西学东渐”，为清宫廷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也对宫廷画师的创作风格带来了重要的影响。乾隆朝的传教士形成了“海西派”，和宫廷画师一起服务于皇室。在两者的互相交融之中，乾隆朝的宫廷画显示出了显著的中西合璧特征。
乾隆帝在刚刚学习绘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西方的画理，还没有登基之前，他就常常向宫廷画师郎世宁请教。乾隆帝在登基之后，依旧对绘画抱有浓厚的兴趣，兴起之时还会和宫廷画师一同切磋。因为少年时期的耳濡目染和西方画师的深刻交流，让他有了对西方绘画艺术的包容。
乾隆帝对于西方油画的喜爱是特殊而深切的，在紫禁城和圆明园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郎世宁等西洋画家的大幅油画装饰，至今故宫博物院之中最让人惊叹的就是在乾隆朝宁寿宫倦勤斋棚顶的大幅紫藤花，立体逼真，至今依旧光彩鲜艳，真正有着漫天花海的情趣。
乾隆帝对西方画法的喜爱，源自于对西方画作写实性的欣赏。他希望以这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将自己创下的盛世场景和自己恢弘的一生绘画下来，让后人觉得他富有四海，受到国内外人民的认可。从艺术表现上来看，西方的油画颜色艳丽，在众多中国文人画之中十分突出，这符合乾隆追求奢华、显眼、独特的审美特征。
康熙时期的宫廷画作或者诗作，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为了政治服务的。为了稳定人心，收拢汉族的知识分子，康熙帝对于儒家文化和传统文人画的恢复和发展十分关注。而到了乾隆时期，他对于诗作和美术的喜爱完全是出自与内心的附庸风雅，他已经具备足够的实力去肆意享受文化生活，也有足够的财富去驱使工匠们或者艺术家们为自己的审美所服务，创作出供他赏玩，仅仅是让他心情愉快的工艺品和艺术品。
结语
乾隆朝的宫廷花鸟画几乎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北宋之后的最后一个鼎盛时期。宫廷内画师群体庞大，且可以和西方画师相互切磋，为清朝美术艺术的快速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由于宫廷美术的局限性，这些画师的创作是受到很大的制约的。
乾隆朝时期，对于宫廷画师有着近乎严苛的规章制度，例如画家登记的划分、审查、奖惩，甚至连落款都的格式都有严格的规定。在乾隆朝后期，乾隆根据自己的审美趋向严格规范了宫廷画的画法，画家们虽然派别不同，但画出来的东西逐渐趋向一致，几乎抹杀了所有的创新能力。
所以至今我们看乾隆时期的宫廷画，除了中西合璧让人十分惊喜，但所有的画作体现出来的审美几乎是统一的，甚至连创作的技法都十分相似。至今，我们只能看到那些记录着吉祥和富贵的花鸟图，却很难看到更有视觉冲击力的寒鸦孤鸟或荒漠古树。宫廷画家，就是这般富贵安逸而失去自我。
乾隆帝骨子里是一个十分风流逍遥的文人，一方面他必须勤于政务，一方面他又向往游山玩水。他的这种帝王的控制欲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体现在当时的宫廷画作之上，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资料
汤伯达——《清代院画》，紫禁城出版社
聂崇正——《清代外籍画家与宫廷画风之变》
聂崇正——《清宫廷绘画与“西画东渐”》，紫禁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