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派别斗争——牛李党争，压垮大唐的最后稻草之一
安史之乱后，朝政混乱，中央对地方的约束力逐渐丧失，藩镇割据严重。中央内部权力交替争斗也未曾停止。宦官专政，党派纷争，正如一个个蛀虫一般啃食着唐帝国。持续四十余年，贯穿三朝，无论在时间和影响方面牛李党争都是不得不令人关注的，故而我们从牛李党争入手试图了解那一时期的政局。
牛李党争过程
牛李党争即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政治派别与以李德裕为首的派别进行权利争斗，相互打击的政治纷争。一般采纳《资治通鉴》与《唐鉴》记载的开始于唐宪宗朝，而引发冲突的事件则是“科举事件”，元和三年，开办“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制考中，牛僧孺与李德裕等人直陈当时时政利弊，受到主考官的赞扬被举荐，却引起当时为朝廷宰相的李吉甫的反感，认为牛僧孺等人的矛头直指自己，并因此相向唐宪宗控诉。
李吉甫位及宰相，对皇帝的影响力不可小觑，最终唐宪宗便做出决断，贬黜当时主考官，被举荐的牛僧孺等人仕途也被按上了暂停键，牛李党争便由此拉开了序幕。
唐宪宗元和九年，李吉甫逝世，对于牛僧孺等人的压制也逐渐缓和，得益于李逢吉的暗中帮助，李德裕于长庆年间被贬谪，离开中央，而牛僧孺则被拜相，实现人生大逆转。
唐穆宗时期又一件事激化了两党矛盾，史载，长庆元年礼部侍郎钱徽知贡举。四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等都向钱徽各自举荐自己中意之人，待到放榜之时，段文昌，李绅所中意的人均不在榜单之列，及第者有郑郎，裴撰，苏巢，杨殷士等人。段文昌等向皇帝奏表称，选举不公。
值得一提的是录取的人多为牛党之人，如苏巢，为李宗闵之婿，裴撰为裴度之子等，这一上奏，也引起了李德裕等人的重视，纷纷发言质疑选举的公正性。而后，举行复试也被安排上日程，史料虽未说明复试结果，但从夏四年丁丑，郑郎等人均被贬黜，便可推知，复试情况应不容乐观，此外作为暗箱操纵者的钱徽、李宗闵等人也被外派，离开政治中心。“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重四十年。”
近来学者也有提出牛李党争其实并非始于“科举案”，主张是由于牛党中人李逢吉反对削蕃而结党乱政，并将牛李党政开始的时间定为元和十二年，这一说法虽颇为新奇，引起轰动，但却缺少一定的史料支撑，李逢吉是否真正意义上在牛党之列，仍有待探讨。故而遵从传统观点以“科举案”作为“牛李党争”更为恰当。
唐文宗时期，牛李两党均逐渐腐化，各生支脉与宦官勾结，为打击宦官势力，文宗任用郑注、李训等人，而牛李二党均被贬黜，朝政一时出现向好的趋势。但由于李训、郑注等人判断失误，想要一举歼灭宦官势力，却由于布置欠妥，准备慌张，反被宦官势力消灭。经过“甘露之变”，对于文宗来说无异于打草惊蛇，宦官集团趁机反扑，清洗朝政，朝廷重臣一时被屠戮迨尽，文宗也被宦官严密地监控起来。
朝政重新洗牌，牛李二党也借此重新回到权力中心，再度担任要职，党争继续。四年之后，文宗逝世，武宗继位，抑制举人势力，下令“进士初合格者，并令诸州府参军及紧县薄、尉，未经两考，不许奏职”，会昌三年，下令取消进士拜座主、曲江会等一系列活动，希望从社会影响力方面压制进士势力。会昌四年，再度出台政策打击进士阶级。主张重视进士的牛党遭受重大打击，李党暂得优势。
宣宗时期，科举一度复兴，进士影响力大增，朝政势力也随之更改，李德裕被罢免，牛党白敏中执政。罢免途中，李德裕客死他乡，死于崖州贬所，自此，牛李党争结束。
既然为当政争，则必有争论中心，纵览史书，记载的关于争斗的焦点问题为科举问题与藩镇问题。双方在这两个问题上长期争斗，各执一词。
关于科举的态度
牛李党争始于科举又终于科举。穆宗时期，为两派围绕科举产生矛盾的高潮，段文昌上告，李德裕辅助，促使了科举复试，进而使得牛党诸人纷纷遭到贬黜。细究来看，段文昌与李德裕并无私人交集，同样作为主考官的钱徽等人与李德裕也无恩怨。即是局外人，且身居要职当谨言慎行的李德裕为何会不顾风险力挺段文昌等人？这就得从唐朝科举制度的长期发展来寻原因了。
科举制度确立之初便有打击旧氏族贵族势力的意味，从其产生的效果来看也确实达到了这一目的，一批庶族弟子凭借科举入朝为官，冲击氏族势力，从县到州再到中央的逐层选拔从制度上保证了征纳人才的宽度与质量。但这一操作又存在着暗区，仅靠考试征纳人才又考察方式过于单一，于是与科举制并行的“干谒”便应运而生，即考生将自己的诗集投送至名望贵族，文豪名士来积攒社会声望，影响科举录取等。
运行之初，这一制度发挥的积极影响还较显著，对于干谒者或是被干谒者而言都是公正客观。一段时间之后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与适当的监督，干谒行为逐渐变质，成为广结朋党之举，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无处出头，穆宗时期的钱徽案便是这一印证。深谙其中道理的李德裕不会坐视这种情况恶化，故而，积极声援段文昌。机缘巧合，这次事件促使牛党中心人物关系更近，党派纷争风气更浓。
到了长庆三年，牛僧孺为相执政，文宗大和三年，李宗闵为相执政。朝野风向对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可谓极为有利。为了进一步巩固势力，李宗闵通过好友杨虞卿垄断科举取士大权。当时一度有“未入考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的俗语。可窥唐初以来的干谒形式已变形严重，沦为牛党争夺权力的工具。李德裕的极力声援即是对这一形式的预见与预防，企图借助皇帝打击科举不良风气，进而维护减少政敌，维护自身利益。
再者，两派的纷争也表现在进士课诗赋一项的考察是否应改为议论。文宗大和七年，李德裕下令进士科废除诗赋改为议论，大和九年，郑覃向文宗建议废除进士科。可谓从根本上打击牛党集团，随着李德裕等人外调，科举制度改革一度停滞，但随着皇帝的更换，李德裕再次入朝掌握大权，科举改革又再次进行。
为何李德裕等人对于诗赋这项考试如此在意呢？这也得从诗赋科本身来看了。进士考诗赋，从唐太宗时期已经形成制度与惯例，甚至科举创立之初，便已有诗赋一项。科考是为国家选举人才，所设置的考察项目自然也应该适应国家的要求，刚初经济状况并不容乐观，对于人才实用性的需求应更为强烈，但六朝华丽遗风尚在，追求文词华美成为当时贵族一致的追求，而从隋朝到唐朝变革，是氏族集团内部的权利转移，重新调整，但权力始终没有跳脱这一圈层，故而，统治者的喜好追求仍趋于一致，对于诗赋的青睐也有增无减。
从大环境来看，唐初处于发展期，社会各阶层均充满昂扬蓬勃志向高原，进士科诗赋考试在取人方面弊端尚未暴露。
安史之乱后，社会状况大为改变，经济基础已悄然发生改变，对于军国人才的需求与选举多为文学人才，不识军武的取人制度矛盾日益凸现。李德裕提倡改革科举也非任意妄为。当然对于李德裕自身来说，父亲即为前朝宰相，从小便耳濡目染，对于国家政务也是相对熟悉，相比诗赋，他本人则更擅长经务，熟悉试论。社会发展趋势刚好与他自身的利益出现利益趋同点，对于科举改革的执念也就更强了。
但作为凭借科举进入仕途的牛僧孺、李宗闵来讲，诗赋则是他们擅长的一项长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之。”科举得以扬名的主要是诗赋一项，从发展的长期来看，诗赋已逐渐成为众多考生的日常任务也逐渐行成一种诗赋文化，从个人利益与精神追求层面来讲，对于李德裕提出的科举改革，牛僧孺、李宗闵等人便集中打击。
对于科举的标准到对待士子的态度，牛李双法均呈现激烈的对抗。这背后不仅是利益的对抗，也是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
藩镇割据问题
对于藩镇割据问题的态度也是双方争论的焦点，李党主张打击藩镇势力，牛党则呈现随和的态度，认为对于藩镇不过多干涉为佳。
藩镇割据问题是唐后期的心腹大患所谓“自天宝以后，天下分裂而无纪，至于大历，乱少息而泮散犹甚。”藩镇本是边疆设置的管理机构，待到安史之乱后，为了奖励功臣，河北，山东等心腹地区也遍设藩镇，中央权力被大大削弱。凭借藩镇力量平定安史之乱的唐王朝，对于藩镇坐大，独揽大权，独立性强等苗头也无力节制，河北地区的藩镇势力尤为强大，各个藩镇内部也相互争斗，但也相互关联，削藩难度大。
统治阶级对于藩镇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会昌三年，武宗专任李德裕大力摧抑藩镇虽然声势浩大，但在朝野内真正支持李德裕削藩的人却不多，即使是李德裕平时交好的人员对于这一主张也并不热衷，如《旧唐书.李德裕传》载：
“初议出兵，朝官上疏相继，请依从谏例，许之继袭，而宰臣四人，亦有以出师非便者。德裕奏曰；“如师出无功，臣请自当罪戾，请不累李绅、让夷等。””
可见当时真正全身心投入削藩事业的人很有限。文宗时期询问牛僧孺关于藩镇对策问题，得到以下回答：
“此不足烦圣虑，且范阳得失不系国家休戚，自安史以来，翻覆如此。”
但先有朝廷大力打击藩镇，但仍不能解决，后又面临国家经济状况恶化对于藩镇问题解决，心有余而力不足。
再者，契丹侵略，东北边防需要加固，这样的大背景下，解决藩镇似乎风险是有些大。牛党的主张也不无道理。藩镇问题是个长期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两党各执己见，但都有可取之处，随着社会变化，政策导向先后在两派之间变换也是可以理解的。
牛李党争的后期发展演变党争之初，往往还都是对于各个问题的政见之争，即是牵扯个人利益，争论的焦点也为时政。后期党争则愈趋腐，变成了义气之争，政见的不同反而是次要。凡事李党反对的，牛党一定支持，反之亦然。为了提高自身影响力，牛李二党也越过外朝，与内朝不同宦官势力勾结，广结朋党，使得朝局一度黑暗。
也正是因为统治集团内部的耗损，对于藩镇、边患问题的管理也更为松弛，中央实际控制地方进一步缩水，唐王朝也在这样内忧外患中一步步走向没落。
参考文献：
《资治通鉴》——司马光
《旧唐书》——刘昫
《论牛李党争》——毛双民
《事论唐代藩镇割据几个问题》——袁英光
《“牛李党争”散论》——丁鼎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实质》——王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