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36年汉口血案：凶手为什么用两根铁钉，钉进被害人的太阳穴？
民国汉口
当时在武汉做新闻采访的樊明，通过半个多月的走访调查，并且翻阅了部分审讯记录，整理了整个案件的过程。下面，我们就回顾一下这次血案，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答案。
当年11月3日，下午三点半，在汉口二道棚子附近的一条路上，出现了一辆人力车。车子停在路边，后面跟着的两个人，一人穿西装，一人穿中山装，他们把车上躺着的一个人抬了下来，放在路边。等人力车离开之后，两人又抬着那人扔到了路边的水田里。
当时在附近干活的农民发现之后，觉得有问题，立刻大喊大叫地跑了过来。穿中山装的人立刻逃跑了，穿西服的那人却因为脚陷入了水田之中，难以动弹，被赶来的农民团团围住了。但是，他却毫不在意地说：“你们发财的机会到了，要多少钱我可以给多少钱！”
群众此时检查那个被抛入水田的人，发现其左右太阳穴各被钉入了一枚铁钉，已经死亡，便明白这是一桩杀人案。于是，大家立刻抓住这个穿西装的男子，送到了当地的警察分局。当时，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一把小刀、一根3寸长铁钉，另有怀表、现金和支票。通过简单审讯，得知此人正是主犯，名叫刘佑方，逃走之人名叫杜国正，系杀人从犯，第二天上午被逮捕。
看到这里，就已经有了不合情理之处：双侧太阳穴都钉入铁钉，证明此案是故意害人性命，凶手应该提前有过准备。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大白天抛尸路边，而且周围还有不少农民，并非偏僻之地？
民国汉口
刘佑方，当年27岁，是富商刘宜生的儿子。刘家经营着武汉著名的中药老店，设有几家分店，在其他商业领域也有涉足，是武汉非常有影响力的家族。刘佑方从小娇生惯养，曾在武昌、重庆读书，还上了一年复旦大学。后来回到武汉，在自家的宜丰银号工作，对外自称经理。
但是，仗着家里有钱有势，刘佑方不仅经常出入风月场所，还因为耍钱欠了很多外债。其父亲刘宜生见儿子如此不争气，便将其解职，并断绝了经济上的接济。刘宜生的目的，是让儿子体会一下没有钱的生活，希望他能明白赚钱不易，改掉身上的坏毛病。
但是，大手大脚生活惯了，刘佑方很难改变的。就算不出去折腾，家中还有一妻一妾，平日里也开销甚大，没钱的日子根本熬不下去。于是，在当年4月，刘佑方想办法筹集了一些资金，开设了万兴企业公司，自任经理，并找来小学同学杜国正帮忙管账。
由此可见，刘佑方是典型的纨绔子弟，外出上学多年，父亲极少管束，自然变得胆大妄为。一旦没有了父亲的经济支持，过不上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必然要想办法弄钱才行。
受害者名叫汪邵伯，当年36岁，老家安徽。他的父亲是中纺公司武汉办事处的职员，所以一家人常住武汉。汪邵伯小学毕业后，就进入鼎新纱号当学徒，三年后入纱帮当经纪人，此后又在叔叔的纱号中当经理。
汪邵伯经常到和棉纱交易有关的地方办事，因为为人忠厚老实，深受相关人员的信任。汪邵伯经常去的地方，有一个汉口纱业市场。这座楼房虽然不大，但每天都很热闹，楼上楼下，连外面的马路上都有很多人。来这里的主要都是纱商，谈生意、做交易。
这里面的交易，并不需要实实在在的棉纱。因为当时纱厂出售棉纱，一般都是先开出提货单，上面没有户名和提货时间。于是，提货单就成了某种可流通的“货币”。来纱业市场做生意的人，实际上就是转手倒卖这种提货单，因为各种市场原因，棉纱有涨有跌，买进卖出提货单，也就有利可图了。
另外，来纱业市场进行交易的人，也许只有一个空壳公司，只要手里有资本或者有提货单，就有机会赚钱。刘佑方正是开设了这样一家公司，想以小博大，在棉纱市场赚钱。
根据刘佑方的说法，还是因为他缺钱。虽然父亲不再给他钱，但刘佑方大手大脚的习惯没有改变，各种吃喝玩乐，欠了很多外债。本想靠倒卖棉纱提货单赚些钱，但自己资本太少，小打小闹赚不了钱。
于是，刘佑方想到了谋财害命。他本来的目标是一个名叫熊子明的纱商，准备邀请其到自己家做客，伺机抢劫财物。但是熊子明为人谨慎，没有上钩。后来，刘佑方又仔细筹划，把目标定在了汪邵伯身上。
11月3日上午10点，刘佑方和杜国正租了一辆小轿车，来到了纱业公会。他们找到汪邵伯，告诉他自己手上有大量棉纱准备出售（其实刘佑方根本没有），希望汪邵伯帮忙交易。汪邵伯信以为真，于是在纱业市场转了一圈，谈妥了生意。
汪邵伯告诉刘佑方，对方是敏记新纱号，出价5.49亿（法币），其中慎裕钱庄3.95亿，新德钱庄1.54亿。因为十分信任汪邵伯，对方已经开出了两张支票，现在只要刘佑方把棉纱提货单交给汪邵伯，就能直接拿到支票。
民国钱庄
当天中午11点多，刘佑方、汪邵伯和杜国正三人，一起乘车离开纱业公会，先来到了慎裕钱庄。此时，刘佑方让杜国正先回家准备饭菜，自己则带着汪邵伯走进了钱庄。
两人拿出支票，让钱庄伙计先“照票”。所谓“照票”，指的是钱庄检查支票的真假，确定能否兑现。如果确定支票是真的，还可以要求钱庄在骑缝处盖章，保证将来这张支票一定能兑现。经过钱庄“照票”，确定汪邵伯手中的这张支票是真的，刘佑方也就放心了。
之后，两人就来到了刘佑方的家中。汪邵伯跟着刘佑方来到了地下室，这里光线暗淡，是刘佑方公司“办公”的地方，里面只摆了一张写字桌和两张旧藤椅，还有一张床铺，杜国正偶尔睡在这里。
汪邵伯还没有觉察到危险，于是坐在藤椅上，等待刘佑方把棉纱提货单拿给他。结果，刘佑方掏出了手枪，杜国正也走了进来，把汪邵伯直接捆了起来，然后用蘸过柯罗方（麻醉药品）的棉布捂住其口鼻。很快，汪邵伯就昏迷了过去。
紧接着，刘佑方把汪邵伯身上两张支票都掏出来，然后用两根3寸长的钉子，钉进了汪邵伯的左右太阳穴。杀死汪邵伯之后，刘佑方立刻找到家中的包车夫杨行正，对他说：“杜先生的同学病了，你用车把他拉回家去。”说完，他们把汪邵伯抬上车，身上盖了一床被子，拉到了球场街上智中学附近。
他们把汪邵伯抬了下来，刘佑方让车夫杨行正先回家。此时，刘佑方担心汪邵伯没死，又一次使用了柯罗方。之后，他们叫了一辆人力车，把汪邵伯的尸体放在车上，一直拉到二道棚子，这才出现了本文开始的场景。
民国旧照
首先，据刘佑方和杜国正后来说，麻醉药品柯罗方，是他们提前伪造证件，说是武昌文华中学要做化学实验，才到交通路科学仪器馆购买的。一共买了4两，分成两次全部用完了。
另外，他们还准备了两支日本94式手枪，子弹62发。是刘佑方通过上智中学体育教员陈邦珍介绍，从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球场所所长俞英年初购买的，第一支花了120万元，第二支花了115万元，两支手枪案发后都被警察搜了出来。
这意味着什么？刘佑方为了谋财害命，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提前购买了枪支和麻醉药品，又租了汽车，按照常理说，必然应该想到如何处理尸体。然而，实际情况是，刘佑方没有等到夜深人静时再转移尸体，也没有使用汽车，而是大白天找人力车转运，并且中途换了一辆车，最后抛尸的地方，还有不少农民在附近劳作，像是慌乱之中毫无准备一样。
另一个问题就是，刘佑方为什么非要用钉子杀人呢？他可以选择用枪，可以选择用刀，若是担心有血迹，也可以选择勒死或者捂死——在两侧太阳穴钉钉子，一般人下不了手，而且也根本达不到隐藏伤痕的目的，那些农民不就是一眼看到了太阳穴上的钉子吗？
但很明显，刘佑方提前就想好了用钉子杀人，被抓时身上还搜出了一根3寸长的钉子呢，他到底怎么想的？
被抓捕后，刘佑方辩称，自己和汪邵伯有矛盾，当天是因为两人打架，刘佑方用大酒瓶将其打晕，以为其死亡，才准备抛尸，钉子是抛尸途中钉进去的。当然，刘佑方这么说是为了逃避罪责，面对警方的证据，他的谎言不攻自破。
不管怎样，此案影响巨大，虽然刘家想要打点关系，免除一死，但最终刘佑方还是被判处死刑，杜国正则判处无期徒刑。执行死刑时，刘佑方先是后背中了一枪，趴在地上浑身抖动，没死。行刑士兵又补了一枪，还没死。监刑长掏出驳壳枪连打四枪，行刑士兵又补了一枪，才确定刘佑方死亡。
刘佑方一死，上面提到的疑点就再也无法解开了。刘佑方为什么在抛尸的时候显得手忙脚乱、毫无准备呢？也许，他本来就没有做详细的计划，只想着弄到钱之后把尸体往荒郊野地一扔就行，根本没想那么多。
至于为啥要使用铁钉，个人猜测，首先是害怕用刀枪杀人，流血很多，不方便转运。另外，也可能是受到了戏剧故事中古代用钉子杀人的影响，“模仿”作案。最后一点，民国时期很多人依然相信五行相克，刘佑方使用铁钉，是否有这方面的原因？笔者在这方面了解不多，希望有高人能分析一下。
最后，刘佑方虽然罪有应得，但刘家也应该反思一下，若不是他们从小溺爱，不去管教，怎么会培养出这样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