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当皇帝时，宋朝并非全球最富，“三冗”“诡名户”问题严重
一、“三冗”问题
宋仁宗赵祯当皇帝时，宋朝处于长期的和平环境里，宋朝经济快速发展。1023年，天圣元年时，宋朝在益州设交子处，发行“交子”也是我国最早的纸币。也反映出当时贸易流通频繁。
虽然宋朝经济发达，但宋朝每年还要拿出数十万银两和数十万匹绢给辽夏，这些财物对宋朝是九牛一毛，但要放在宋朝整个国家公费来看，宋朝到宋仁宗时期，朝廷各项开支消费很大，宋朝已经露出种种危机。
庆历初年，宋朝出现了经济危机，而危机中典型的问题就是“三冗”问题。所谓的“三冗”就是“冗兵”、“冗官”、“冗费”等问题。据史料记载，宋仁宗在位时，宋朝的冗兵问题严重，全国有1259000军队，占到赋税的7/10之多。当然军费的增长主要应对宋夏之间的战争。宋夏战争结束后，军队员额有所减弱，但依然保持在110万人多之。巨额军费让宋朝并不富裕。
而“冗费”问题，是指皇室每年要举行各种祭祀庆典活动，还要修建寺庙，皇帝还进行各种赏赐。这些费用也很惊人。
宋朝冗官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据史料记载，宋朝官员数量比唐朝多几倍，唐玄宗时官员有18000人左右，到了宋仁宗时，官员数量是唐玄宗的三倍还多，达到48337人。宋仁宗时全国共有320多个州县，这些州县的百姓要供养20000多名官员。
宋仁宗时期的“三冗”问题，已经使宋朝国库入不敷出，表面繁荣其实很穷。面对庞大开支，宋朝除了改革，就是加大百姓的税书，让老百姓苦不堪言。据当时主管宋仁宗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说：“庆历五年取诸路盐酒商税岁课，比《景德会计录》，皆增及三数倍以上。”比如“景德中收商税四百五十余万贯，庆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万余贯”等，这些都说明当时宋仁宗时期面临的窘境。
宋仁宗时期的土地兼并也很严重，由于宋朝实现的自由买卖土地，公卿大臣手里有大量土地，占地千顷以上。宋仁宗末年“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导致“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宋仁宗时期繁荣景象中隐忧是宋朝顽疾，制约着宋朝的发展。
二、“诡名户”问题
宋仁宗时不仅存在“三冗”问题，而且还存在“诡名户”问题，这一问题也是自五代延伸到宋朝的一个大问题。
宋朝初年，户籍问题混乱，宋太宗时期发布一条诏令，能看出当时诡名户问题的严重性“户口、赋税、账籍皆不整举，吏胥私隐税赋，坐家破逃，冒田侵耕，鬼名挟户，赋税则轻重不等，差役则劳逸不均，所申户口逃移，皆不件析，田亩税收，无由检括，斯盖官吏因循……。”
对于诡名户问题，宋朝虽然不断进行改革，完善户籍制度，但官僚、吏胥及形式户互相勾结，“上下相蒙，积习成弊”，这一问题成为一痼疾。
宋仁宗时，宋朝的诡名户大量出现。因为宋朝对不同阶层和阶级规定了不同特权。宋朝规定单丁户，也就是只有一个男丁户不收税，对“女户”也就是女人当户主也免税。于是利用这一漏洞，就出现很多隐匿不报的问题，出现了“诡名挟户”、“诡名寄产”、“诡名身户”等问题。
诡名户是宋朝一个赋税对立的一个产物，由于诡名户问题的存在，导致宋朝收的税少，甚至逐渐减少，导致国库空虚。就造成了入不敷出的问题。
宋朝日益严重的“诡名户”问题，使宋朝人口数严重造假，出现“户多人少”。而宋朝却没有减轻税收，导致自耕农大量破产，而佃农数量增加。
宋朝其实一直对诡名户问题很重视，进行了若干次清查。比如宋仁宗时，江西进行了清查，一次查出30万隐户，其数量之大，可称得上历史之最。
元丰三年三司户部判官李琮在江南东路和两浙路清查“逃绝户”，两路127县，共括出401332户，每个县平均扩出三千多户。
但官员勾结，内部隐瞒问题严重，宋朝不可能全部查深查细。问题查出后，此后还会出现。
三、两个问题严重性
“三冗”问题与“诡名户”问题看似两个独立的问题，其实两者有内在关系。诡名户问题增加，导致宋朝税收减少，而税收减少后，“三冗”问题又解决不了，国家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养这么多官员。那么官员的俸禄从何而来，当然是从老百姓手中来，于是宋朝只能再次增加税收，此举就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当宋朝税收增加后，普通民众无力承担税赋，他们就无法生活下去，久而久之，老百姓出路很少，除了破产，就是揭竿而起。当“三冗”问题与“诡名户”问题叠加后，就导致社会不稳定，官逼民反。老百姓生活不下去了，必然要起义反抗。宋徽宗时期的宋江、方腊等起义，就是这两个问题相互作用产生一个恶果。
我们可以换一种角度思考：北宋灭亡，其实从根上看，也是这两个问题不断相互作用，最终累积成弊病，使宋朝积重难返，灭亡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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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宋史》、《容斋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