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唐朝，为何还会用“布帛”来当货币用
通常而言，经济发达，尤其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往往是金属货币占据主导地位，可在唐朝布帛也能当钱用，这就是钱帛兼行制度。政府规定了充当货币的布匹种类与尺寸，主要有布帛两类，布是麻织品的统称，帛为丝织品统称。
关于布帛充当货币的实例，在唐诗中也能找到例证，白居易《卖炭翁》最后一句“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宫使通过绡和绫这两种丝织品买下了木炭，即布帛在唐代是能够当货币使用的。
众所周知，实物货币较金属货币是落后的，以布匹为例，它交割不便、携带不易，这一点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人认识到了，前凉官员分析实物货币的弊端时就说：“……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
但是，为何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唐朝，布帛作为一种实物货币却能成为官方的法定货币，出现在市场？让唐朝的币制形成钱帛平行制度？
唐朝为何使用布帛充当货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原因也是不同的。我们将唐朝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并不是以安史之乱为界线，而是以贞观之治结束为界。在贞观之治结束之前，中国尚未从隋末战乱中恢复，唐朝面临户口锐减，经济凋敝的局面，在没有恢复经济之前，贸易不发达。其市场环境与贞观之治后有很大区别，故而以贞观之治为界。
在唐朝最初建立的四年中，政府没有发行货币，市场上流通的金属货币多是隋代的私铸劣质钱币。“隋末行五铢白钱，天下盗起，私铸钱行。千钱初种二斤，其后愈轻，不及一斤，铁叶、皮纸皆以入为钱。”1000五铢铜钱不到1斤，即使按1斤算，依据隋代衡制，每个铜钱也只重0.6克左右，而这0.6克还是掺杂了杂质的，并非纯铜。一枚隋代开皇五铢重为2.7至2.8克之间，货币减重近5倍。为在这样的货币环境下，实物货币能够大行其道也就不奇怪了。
唐朝建立的第四年，即唐高祖武德四年，唐朝发行了开元通宝。很多人误认为开元通宝是唐玄宗开元年间铸造的，其实不然，这只是和年号碰巧重合，开元通宝的取意为开创新纪元。在开元通宝发行后，唐政府就禁用了五铢钱，规范币制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但是实物货币也没有被淘汰，这当中的原因有三。
南北朝时政府为盘剥民财，往往发行劣质钱币或强行提高钱币的价值。如南朝梁政府发行铁钱，东吴时，发行大泉当千（一枚钱币当一千枚钱币使用），故而百姓多用实物交易，而常见的生活必需品谷帛就能充当一般等价物。
而在唐初缺少大宗商品交易，人们用单位价值低、易于交割的铜钱完成小额商品支付，用单位价值高的、不易分割的整匹布帛完成价值较高商品的支付（贞观十一年一匹绢可折300文铜钱）。因为购买的商品数量不多，即便绢帛不易携带，也没有太大的影响。种类繁多的布帛促进了小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复苏。
在贞观之治后，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但是唐朝政府的货币发行量却没有相应的增长，这就形成了钱荒。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官方统计全国有5200多万人口，是唐朝人口的巅峰数值，其中没有计算各种各样的隐没人口、逃亡人口，因此实际人口数量只多不少。
天宝年间，全国铸钱量每年只有三十二万七千缗，即三亿两千七百万文，即使铜钱全部进入市场，不计损耗，平均每人每年约有6.2文钱，这明显不够使用，钱荒显而易见。即使在安史之乱以后，人口锐减，据学者估计，在元和年间平均每人每年约有8至12文钱，铜钱数量依旧不足。
铜钱数量不足的原因除了铸造数量不够外，还有铜钱被用于陪葬、贮藏、打造佛像、销毁铸造铜器牟利等，这使得大量的铜钱退出流通领域，加剧了钱荒。
按道理，金属通货不足，实物货币正好可作为补充。但是恰恰相反，唐代自从贞观以后，布帛的货币地位还要依靠政府的法令来维持，这是和初期市场自觉认同其货币地位不同的。开元年间有法令“自今以后所有庄宅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锦等，其余市价至一千以上者，亦令钱物兼用。”这也是政府对于钱荒的对策之一。
自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虽然遭到破坏，但南方经济却蓬勃发展。同时，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对茶叶、酒水开始专卖，即榷茶、榷酒，对食盐专卖也开始严格掌控。在大历末年，距离安史之乱不过二十余年，天下财政收入1200万贯，而盐利就超过600万贯，可见这些专卖品交易数目之大。
因为盐、茶主产地均在江淮，而江南地区在唐代不是绢帛的主产地，当地的人们不认同绢帛当通货，因此商人大量交易茶、盐，就不会使用绢帛。同时部分商人开始从事茶、盐贸易，便不再大量收购绢帛，即绢帛流通范围受阻。最后，盐、茶都是日常生活用品，百姓购买也必定是小额交易，单位价值高、不利于分割的整匹布帛就不便于交易了。
唐代的钱帛兼行在早期和经济发展形势适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商品经济发展是历史发展规律，政府即使通过法令将不合时宜的钱帛兼行政策加以维持，最终也挡不住历史潮流，在唐代之后，实物货币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再也没有出现。
文：老雕虫
参考资料：
【1】李埏《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
【2】史卫《从货币职能看唐代的“钱帛兼行”》
【3】袁英光李晓路《唐代财政重心的南移与两税法的产生》
【4】魏道明《唐代货币制度杂考》
【5】朱成实《魏晋南北朝恶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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