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人唯亲”和“任人唯贤”，哪个更好？春秋一大国已经说出答案
“任人唯亲”和“任人唯贤”，生活中势必会碰到这两种现象，上级领导任人唯亲遭人非议，上级领导任人唯贤让亲近之人不再亲近、难以掌控局面，陷入两难的僵持。过分地注重“任人唯亲”或是过分地注重“任人唯贤”，都是不好，会引起许多显露出来、隐藏不见的祸患，当两个综合起来运用最佳。但是，两相对比，肯定是有更好和更差之分，这种更好和更差是大趋势下的整体而言。三代血缘贵族制，正是“任人唯亲”的时代，授予人官爵财物土地荣誉等，都是看此人的血缘贵族的身份，贵族等级高者能够获得更多的东西，贵族等级低者获得更好的东西；无贵族身份，再怎么贤能有才，却不经世事大变，是不会被挖掘、提拔和重用的。三代是贵族的盛世，奴隶百姓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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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唯亲”和“任人唯贤”，哪个更好呢？正值春秋乱世，一大国说出正确答案，“任人唯亲”不如“任人唯亲”。楚国是从西周立国开始就分封的一南蛮小国，不被重视和尊重，楚人祖先感到耻辱，立志要将楚国发展成一个人人尊敬、周天子重视的大国。楚国先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方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天下认可的大国之称。楚国位居南方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位置，兼有较北方诸国更为严明的律法，对楚国进一步的发展壮大起到重要作用。
“任人唯亲”带来的好处——王权集中
三代和春秋战国，国家都是由部落一步步发展而来的，因此具有浓厚的血缘贵族色彩。试举一例，周王朝的周天子是天下大宗的族长，周朝诸侯国多为周天子的同姓兄弟或姻亲，即便不是也是沾亲带故。西周灭亡，东周建立，晋、齐、宋等诸侯国先后进行一系列改革，改用“任用异姓贤能”的国策方针，不再以血缘和亲近来任免官职，他们因此迅速发展起来。楚国作为南方大国，偏居一隅，极少参与中原事务，对这种改革毫不在意，因为当时的楚国不需要“贤才”，地大人多，足够楚国称王称霸。
西周初年，鬻熊建立楚国，经过数代的发展，形成有数个世袭大家族。这些世袭大家族有一共同特点：皆是某一任国君后裔形成的。楚国除至尊无上的楚王族熊氏，还有屈氏、蔿氏、若敖氏等，这些大氏族皆是王族后裔，只是后代分支与楚王室关系稍远。据《潜夫论●志氏姓》《楚辞》等古籍记载：蔿氏是楚国国君蚡冒后裔，屈氏是楚武王子屈瑕之后裔，若敖氏是楚国国君若敖熊仪之后裔。楚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主要是围绕楚国先王后裔展开的，异姓人掺和不进来（楚国大族皆是芈姓）。西周至春秋初期，蔿氏因站错队、支持错人导致失势；楚武王之子屈瑕也因战争失利被迫自杀，因此在春秋前期执掌楚国军政大权的是若敖氏之族，后来的斗氏、成氏是其两分支。
楚国很多制度不同于中原诸国，楚国令尹是中原之相国，位居楚王之下，百官万民之上；司马是楚国朝堂仅次令尹的军事要职。司马主管行政，令尹主掌军队，这两位都必须是楚王最信任的人担任，是极有实权的。楚国的司马、令尹、县公、县尹等显贵实权之官，一直是楚国的同姓贵族担任的。楚国执政集团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若敖氏执政，第二个时期是王室公子执政，第三个时期是昭、屈、景三族与王室公子联合执政。
第一个时期——若敖氏执政。春秋初年楚武王起，至楚庄王灭若敖氏，楚国十一位令尹出自若敖氏一族，楚国最高军事长官主要也是若敖氏及其分支。若敖氏占据楚国高位的同时，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与王室密切配合立下许多征灭诸国、开疆拓土的战功，为楚国强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若敖氏在楚国地位愈发崇高，因此嚣张跋扈，引起楚国王室的不安和其他大族的。楚庄王时期若敖氏与王权矛盾愈发激烈，最后诱发叛乱，被一举歼灭，终结了若敖氏的时代。
第二个时期——王室公子执政。楚庄王是位雄才伟略、野心勃勃的君主，灭若敖氏后不可避免地需要再次寻找合适的伙伴帮助自己管理国家朝政。楚庄王启用早年在楚国失势的蔿氏之人的孙叔敖为令尹，执政楚国。孙叔敖十分聪慧，知道楚庄王的心理，提拔重用自己只是国家需要、安抚各族需要和蔿氏式微，绝不会容忍第二个若敖氏出现与王室分庭抗礼，因此会处处防范。孙叔敖知道问题，同样知道该如何解决：他任令尹期间辅佐楚国称霸强大，同样也在扶持楚国王室公子，将楚国大权集中楚国王室。从此楚国王室力量不断加强，起到抑制世袭大家族的发展。除孙叔敖、叶公子高因镇压国内叛乱有功出任过令尹之外，楚国令尹之职被王室公子垄断，不仅如此，司马、重要县邑的县公、县尹也被王室公子所主要控制。楚国形成王室公子执政集团，王室权力独断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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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时期——联合执政时期。战国初年，楚悼王任用外国人吴起进行变法，“均平爵禄，功臣二世而绝禄”的政策，导致楚国的世袭贵族遭到极大的削弱，后来楚悼王身死、吴起被贵族射杀、变法失败，但还是对楚国政治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昭氏、屈氏、景氏三大世袭贵族（王室分支）为主干的封君执政的形式发展起来，不可避免地王室公子也参与其中共同执政。
总结而言：楚国执政集团无论怎么变，都是出自楚国王族及其分支形成的世袭贵族，清代学者言：“楚以令尹当国政，而自子文以后，若敖氏，成氏、阳氏，皆公族子孙，世相传授,绝不闻异姓为之。”任人唯亲这一政策被楚国发展到极致，但也带来好处，王权集中。楚国各级官员皆是与楚国国君休戚与共的利益同盟，他们是楚王意志的体现、楚国意志的忠实执行者。楚国任命王室子弟就职各级高官，无疑是加强了楚国王室的力量。因此在春秋战国数百年时间里，楚国王权一直比较强大，虽有内乱争权，王权却从未旁弱他姓之手，像中原大国晋和东方大国齐那样的江山该旗易帜的危机根本没机会出现。“任人唯亲”的贯彻落实，让楚国先许多诸侯国出现王权专制。
“任人唯亲”带来的坏处——人才外流
楚国独特的政治形势和国情，让王室独尊，打击世袭贵族，可是也带来了许多问题：王室公子本就是王亲国戚地位崇高，如今又在朝堂上担任重要职位，掌握了军事、行政、经济大权。非王族身份的士人上升空间极小，王室公子日益骄纵跋扈，更让一些非王室大族遭到夷宗灭族的严重打击，最后只能离开楚国，另谋出路，造出严重的人才外流，一时半会没什么影响，时间长了问题就大了。楚国许多贤能之士因遭王室公子的打击欺压，只好跑到与楚争霸为敌的晋国，去那里施展才能、一展宏图，史书称这种现象为：楚材晋用。
出逃至晋国的楚国大才，熟悉楚国内部经济、政治和军事情况，帮助晋国出谋划策，使楚国常陷于不利地位。楚国士人不仅出逃至晋国，还有去吴国和越国。助吴王阖闾西破强楚、北败徐、鲁、齐，成为诸侯一霸的伍子胥，父亲伍奢是楚国太子太傅，伍子胥本人也是从楚国逃出来的。晋国和吴国都在楚国出走士人的扶持帮助下成为强国，对楚国构成极大的威胁。尤其是伍子胥那次，“吴兵人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最后复国靠的还是从秦国求来的军队。楚国因“贤才外流”一事几遭亡国之祸，更让其在争霸战争中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北方霸业同样屡遭挫折。
贻害和新生
王室公子们生于安乐富贵的环境，顺风顺水的达到权力顶峰，没有经历什么挫折，因此造成楚国执政集团的极度贪污、腐败、骄横、保守、落后，一年严重过一年。楚是南方大国，有许多仆从小国要向其朝贡进献，楚国公子们利用家族的权势身份，向他们索取贿赂，许多国家受不了了，叛离楚国，间接地促使战争频繁爆发。不单单是如此，楚国执政集团内部也存在有倾轧诬陷、中伤诽谤贤良的现象。楚国的乌烟瘴气闻名天下，韩国使臣史疾毫不客气地对楚王说：“今王之国，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日廉洁胜任。今盗贼公行，而弗能禁也，此乌不为乌，鹊不为鹊也。”白话文的意思就是：楚国那些大臣啊说着自己多好多廉明，但是境内盗贼横行，全是你那些大臣造成的。
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相继开始“选贤任能”，才俊不看出处只看才能，楚国却仅引进吴起，还被楚国贵族们射死了。尤其是西方的秦国，任用大量的异国人士为自己的客卿重臣，例如白起、范雎、甘茂、蒙骜、张仪等等。当时的人都知晓了一个至理名言“哪个国家任用贤能，哪个国家就会富强”。秦国、吴国、魏国等都是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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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楚国从始至终都在贯彻落实的“任人唯亲”政策，严重阻碍了楚国的发展，致使楚国全境不能推陈出新、只能固守过去。《吕氏春秋》讥讽：时已徙矣，而政不移，楚之为政者，有似于此。刻舟求剑和抱婴投江两成语是专为形容楚国政治而来的。“任人唯亲”是楚国在战国时候开始国力不断衰微的重要原因，最终导致国家灭亡。楚国兴亡的实例很好告诉我们，“任人唯贤”优于“任人唯亲”，“任人唯亲”能取得一时之利，却会埋下巨大的隐患，“任人唯贤”则不同，它能够使国家、机构、组织和个人不断发展壮大，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大潮。
参考文献：《楚国八百年》《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