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戏曲中的包拯是被父母抛弃的孤儿呢？这些全是后人的想象
开封府位于河南省开封市包公东湖北岸，占地六十余亩，建筑面积一万四千平方米，是开封人民为纪念包拯而重建的。开封府以正厅（大堂），议事厅、梅花堂为中轴线，辅以天庆观、明礼院、潜龙宫、清心楼、牢狱、英武楼、寅宾馆等五十余座大小殿堂。
在中国古代，不乏包拯这样的好官，可是，廉洁奉公的忠臣大多晚景凄凉，很少有像包拯这样一生顺风顺水平步青云的。其实，包拯之所以能够稳步晋升，全是因为他遇见了脾气好的皇帝。不同于传统作品中对包拯身世的描写，真实的包拯出身官宦世家，从小就受到优良的教育，生活在富足的环境里，完全可以说是泡在蜜罐里长大的。
那么，为何戏曲中的包拯成了被父母抛弃的孤儿呢？
笔者认为：文人们替包拯铺垫的清贫背景，会赋予包拯“体察民间疾苦”的特性，也就是更接地气。然而，这种铺垫虽然为包拯增加了形象分，但毕竟，不是真实的历史。
包拯二十九岁那年高中进士，按照当时的规矩，只要登榜成了进士，就有资格当官。然而，包拯的父母年龄大了，不想离开家乡，当时包拯面临外出做官报效国家和在在故乡为其父母尽孝的抉择。自古忠孝两难全，包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
包拯之孝，就连他的死对头欧阳修都无法否认“少有孝行，闻于乡里”。在前途与父母之间，包拯选择了父母，以至于，包拯的行为迅速引起了仁宗的注意。宋仁宗一生以坚守孝义自居，向来认为“孝”重于一切，是为人处事的基础，不孝者无以为国。
而包拯正对了宋仁宗的胃口，所以，他在后来的官场生涯中受到朝廷重用。不然，若是遇到一个暴君，他可能早就被贬官了。
包拯之所以流芳千古，一是因为他为国为民鞠躬尽瘁，不论是统治者还是老百姓都打心眼里感念包拯的付出，愿意把他树立成典型来褒扬歌颂；二是包拯的个人魅力非常出彩，而他的个人魅力并非外在，而是源于金子般的道德品质。
可以说，不论官民，都需要一个标杆，从这个标杆中汲取正能量。史籍记载，包拯行事作风刚正不阿，屡屡冒死直谏，从不对任何势力趋炎附势。有仁宗一朝，唯包拯一人终生坚守“大奸必摧”的行事准则。
前文笔者也提到，包拯之所以能在任上顺风顺水，全是因为有好皇帝撑腰。从另一个角度讲，每一个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大人物，都是在历史背景中形成的角色，包拯也不例外。包拯走上仕途后，北宋开国已七十年有余，太祖建国之初那种励精图治的朝气已逐渐淡化，随之而来的是长治久安的慵懒之风。
当时的官员大多变得贪图安宁享乐，办不成实事。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国家迫切需要一股克己奉公的清流，这才给包拯这样符合条件的人才提供了机会。纵观宋仁宗的一生，最重视的就是敢于直谏的谏臣，因为，这样的人说的全是实话，所以，能够有效制衡朝廷中的权幸之徒以匡扶朝纲。
当时，北宋谏臣通常会通过“台谏”的方式向皇帝提交意见。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监察制度，北宋尤其是仁宗一朝，台官与谏官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逐渐合成一势，共享“风闻言事”的特权。宋仁宗在位期间，一度被太后把持的朝政重新回到皇上手中，但是，皇帝手中的实权却已远不如太祖一朝。
又因为仁宗的个性怯懦，政事不举，所以，朝廷隐隐出现仁宗与台谏分庭抗礼之势。仁宗与以范仲淹为首的一众台谏官员屡次爆发对抗，但是，也营造了一种谏官各抒己见、广开言路的政治氛围，将朝政之风逐渐导向正义。而宋仁宗时期有名的台谏官除了范仲淹、包拯外，还有：吴奎、欧阳修、余靖、唐介、韩琦、富弼等人。
他们代表着社会舆论的核心，是站在客观角度看待政事的参议员。据某个替仁宗举办祭祀活动的和尚说：某个晚上仁宗曾赏赐给僧人们每人一匹紫色绫罗，在赏赐时又悄悄叮嘱和尚，千万要揣在怀里不可示人，否则，包拯那帮言官又要就事论事了。这些僧人都感慨不已，一代天子，送和尚些微不足道的礼物，还得看言官们的脸色，看来这皇帝也不好当。
皇权、台谏权、相权三足鼎立，相互制衡，使宋仁宗时期的政治格局变得紧密且有条理。甚至，在仁宗一朝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的情况。可以说，正是这种政治格局，对于包拯这种刚正不阿的官员来说如鱼得水，这就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君臣之遇。
参考资料：
【《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