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钟南山”早于欧洲两百年发现瘟疫传播途径，这场灾难起于它

今天搜史君就以《大明劫》的创作背景，带大家来看看明末瘟疫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蔓延的？

一、明末大瘟疫的形成

瘟疫，在中国历史上早有提及，《周礼·天官·冢宰》中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明朝末年的瘟疫最早是起于鼠疫，有人说这鼠疫是起于崇祯九年，而搜史君不这么认为。

搜史君这么说是因为从鼠疫的形成条件来看，应该早于明崇祯九年。而这个瘟疫到底是天灾造成的？还是人祸造成的？你就要听搜史君细致的给你分析分析了。

瘟疫起于人祸

有人觉得明末的“瘟疫”是起于“人祸”，这“人祸”自然指的就是李自成起义，而大家熟知的李自成起义，则是起于崇祯二年（1629年）“闯王”高迎祥起义，直到高迎祥死后这个“闯王”的名头才落到李自成身上。当然仅仅一个李自成、高迎祥还不足以让大明王朝忙的满头大汗。

当时的明朝已经是摇摇欲坠了，起义之声，遍布大地。

《明史·二十三之庄烈帝一》中有很多地方都描述了各地流民、流寇起义：

戊申，流贼犯山西。流贼王嘉胤陷府谷，米脂贼张献忠聚众应之。总兵官曹文诏、杨嘉谟连破贼于陇安、静宁，贼奔水落城，平凉、庄浪饥民附之，势复炽。八月甲戌，洪承畴败贼于甘泉，贼首白广恩降。九月丁酉，海贼刘香寇福建。官军围高迎祥、李自成诸贼于兴安之车箱峡两月。

从以上史料我们可以知道明末的起义不止李自成一支，而且南方还有海贼，上文史料中描述李自成起义的篇幅并不大，说明此时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和大多流民起义一样，规模并不是很大。全国掀起了起义狂潮，而明朝政府对“贼寇”的镇压也是全国范围的。

这一有战乱，百姓生活必定苦不堪言，战乱所到之处，民不聊生，明末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对明朝的统治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大明劫》中为解除开封之围，崇祯皇帝派孙传庭于潼关抵御李自成的军队。

《大明劫》中的场景就是围绕战乱、瘟疫展开的，可要说战乱就一定能导致“瘟疫”的诞生吗？

这未免就有点太过牵强了，我国历史上的战乱并不在少数。

古代农民起义，多半是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过度剥削所造成的，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也不例外。

由于土地兼并，土地大多掌握在乡绅手中

战乱是人祸，而战乱的根本却是明朝制度上的不足所造成的。

众所周知，在明朝“皇权不下乡”，明朝地方上的土地多是由回乡的官员、地主乡绅所把持，而这些地方豪强兼并土地，造成农民百姓无地可耕，无粮可用，这才是流民暴动，流寇四起的根本原因。

流寇四起，皆是因为百姓饥饿；百姓饥饿；皆是因为无地可耕。

《大明劫》中显现了明朝乡绅的很多问题，潼关乡绅知道孙传庭来此担任总督时，大摆宴席，并且送上诸多礼品，而陕西总督孙传庭为抵御李自成，希望乡绅能捐款以备军资，乡绅却只捐了不过千两的白银。两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面给孙传庭的“礼物”，一面是给大明朝的，这也说明明朝乡绅贪腐之严重，根本没有国家意识。

常言道：“得人心者，得天下。”什么是人心？

孙传庭手中拿着银票和身后乡绅赠送礼品

此时的人心，就是粮食，就是源源不断的后备兵源。这也就是为何流寇不能被明朝政府彻底镇压的根本原因，所以大明朝根本就输不起！

不管是《明史》还是《明季北略》、《豫变纪略》大都是描写大旱、饥荒、战乱涉及“瘟疫”的篇幅少之又少，所以搜史君推测明末大瘟疫于战乱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瘟疫起于“人祸”说，不攻自破。

瘟疫起于天灾

明末的瘟疫，起源于鼠疫，而鼠疫的形成原因如果能被证实是自然原因引起的，那么也就可以证明明末大瘟疫起于天灾了。

明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出现了全国性的旱灾，万历、崇祯年间的旱灾越发的频繁。

五月，飞蝗蔽天。六月，江西饥，河南旱，密县民妇生旱魃，浇之乃雨。八月，襄城县莎鸡数万自西北来，莎鸡固沙漠产，今飞入塞内，占者以为兵兆。十一月初八日甲辰，洮州卫地震。——《明季北略·卷九·崇祯六年葵酉》

《大明劫》中那些孙传庭要求乡绅捐款时，乡绅们全都以连年大旱，粮食歉收为由头推辞，由此可见《大明劫》中大旱的背景是符合史实的。

以上史料也显示，明崇祯六年蝗灾、大旱、地震等天灾不断，而明末大鼠疫就是开始于明崇祯六年（1633年），搜史君觉得这绝对不是巧合。为什么这么说呢？

二月，海丰雨血。三月，山陕大饥，民相食。山西自去秋八月至是不雨，大饥，民相食。四月，山西永宁州民苏倚哥，杀父母炙而食之。——《明季北略·卷十·崇祯七年甲戌》

老鼠以草种粮食等为食物，而由于这场天灾导致百姓连年歉收，人都没有粮食可吃，更何况老鼠。上文史料也说明了，在山西地区，“民相食”“杀父母炙而食之”。饥荒使人饥不择食，更何况老鼠。

老鼠身体内携带大量病菌，大量老鼠没有食物可吃，病毒在体内爆发，老鼠也越发的羸弱。同时人也没有粮食可以食用，尚可以人为食，以老鼠为食也就不足为奇了。结果可想而知，自然是老鼠体内的病菌就传入了人的体内。

明末大鼠疫起于崇祯六年，发源地是山西，这些史料完全符合搜史君的推测：

明末的气候变化，造成明朝全国范围内连年大旱，而山西最为严重，连年的饥荒造成了“鼠疫”的爆发，进而引发了“瘟疫”。

所以最终确定，“明末大瘟疫”的起因，并非“人祸”而是“天灾”。

二、明末大瘟疫的蔓延

众所周知瘟疫蔓延速度是极快的，《大明劫》中为了阻止瘟疫蔓延，医师吴又可向军营进言需要把军营中染病的士兵和正常的士兵分开，以防人人传染，开窗通风，防止疫气聚集。原因就是瘟疫可以通过口鼻呼吸相互传染。

当然，当时并没有说在孙传庭军中蔓延的就是瘟疫，吴又可称之为“疠疾”。

明末大瘟疫造成的影响比十分严重，从《大明劫》中我们也能够看出来，这“疠疾”可以进行人传人。而且由于医疗条件有限，死亡率也是极高，造成的后果也十分严重。

沿街小户，收掩十之五六，街坊间的儿为之绝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二十余万也。---《明季北略》

而鼠疫最终演变成在人与人之间传染的瘟疫，与李自成也有很大的关系。随着流寇和明朝镇压的军队。鼠疫在明崇祯年间传入河北，随着李自成与明朝镇压的军队传到更多地方。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到了北京，也就在北京形成了“京师大瘟疫”。

所以搜史君以为，鼠疫之所以能扩大，有一下几种原因：

（1）流民四起，因为饥荒人们四处逃散，所致扩散。

（2）战乱频繁，起义军与镇压军队频繁移动，所致扩散。

（3）医疗意识淡薄，当时的人并不知道“瘟疫”“疠疾”可以通过飞尘散播，没有防范意识，所致扩散。

（4）天灾大旱，老鼠为了寻找食物，频繁迁徙所致。

在《大明劫》中吴又可这样解释“疠疾”：

“飞尘平日里看不见，但并不代表没有，病邪就像这些飞尘一样，在空气中来无影去无踪，闻不到也看不到。如果人吸进了疠气，然后染上了瘟疫，在呼出传给你，你呼出在传给他人，这就是瘟疫的传播途径。”

在这里吴又可形象的指出了瘟疫的传播途径。

吴有性（也就是《大明劫》中的吴又可）在《瘟疫论·原序》就着重指出：

“崇祯辛已（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

而吴又可经过自己多年的经验总结与对疫病的分析，找到了控制瘟疫传染与蔓延的方法和瘟疫病因。

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在岁有多寡……邪自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凡人口鼻之气，通乎天气，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昔有三人，冒雾早行，空腹者死，饮酒者病，饱食者不病。疫邪所着，又何异耶？若其年气来盛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瘟疫论》

面对瘟疫，吴又可不仅找出了瘟疫的传播途径，还研制出了达原饮、三消饮、白虎汤等用来防治瘟疫。

吴又可领先世界近200年开创性地提出了病毒学说以及病毒的传播原理，崇祯年间，吴又可回到老家苏州东山，于1643年完成了不朽的名著《瘟疫论》从而奠定了中医治疗传染病的理论基础，书中所记药方“达原饮”用于治疗非典收到了奇效。

异常的天气气候，引发的旱灾、蝗灾、鼠疫，造成了波及全国的疫病，而“天灾——饥荒——瘟疫”的恶性循环形成了这场明末大瘟疫，不仅仅是对明朝百姓造成很大的影响，也加速了明朝灭亡。

“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黄帝内经》

意思是说：“不治疗已发生的病变，治疗未发生的疾病，不治疗已经乱了的世道，治疗未乱的世道。”这疾病不是突然就产生的，它的产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历朝列代都是始终兴衰，治病和治国一样，都是重驭世之道，轻经世之道。这句话不仅仅适用医治明末的瘟疫，更适用明朝此时的状态，明朝积病已久，不是一味猛药可以治愈的。

参考资料：《周礼》、《明史》、《明季北略》、《黄帝内经》、《瘟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