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给贺兰敏之的罪状中有内乱之事，但其墓志铭对此却一字不提
兄长死后，她不将父亲周国公的爵位交给哥哥的儿子们来继承，反而交由姊姊韩国夫人外甥贺兰敏之来继承，并将敏之改姓武氏，跟从母姓。弘文馆编《三十国春秋》说贺兰敏之“朝内士子交游甚众”，累官至兰台太史令、左散骑常侍，袭周国公。
贺兰部落当年是代北拓拔鲜卑集团之一，世为豪帅大官，也是北魏初期的后族，到了道武帝时期，此部落被强迫解散定居，逐渐脱离了牧族生涯。孝文帝迁都洛阳，大批人马随着南迁，因此贺兰敏之的籍贯是在洛阳。
他是武后大姊韩国夫人与贺兰安石的儿子。贺兰安石袭爵应山县开国男，官至越王府幕佐而早死，故敏之可谓出身“鼎族公门”，贺兰氏门第也算显赫，因此不但应国公将女儿嫁给此家族，连他任扬州都督府长史时的顶头上司河间王李孝恭，也将十九岁的季女嫁给了贺兰氏。
由于贺兰敏之生前没有事功，其死又与武后有密切关系，故两《唐书》无传，晚近出土了《贺兰敏之墓志》，对他所知才多了一些。该墓志力称敏之“冲襟朗鉴，……不杂风尘，鸾章凤姿，居然物外”，又说他孝慈忠义，学博文丽，“风情外朗，神采内融。……飞文染翰，为伯为雄”，故得妙年莅职，弱冠升朝，历任尚衣奉御、左庶子、左侍极、太子宾客、检校兰台太史、秘书监诸官，且为弘文馆学士，封周国公。
谀墓之文不免吹捧，而《旧唐书·武承嗣传》则直说敏之“年少色美，烝于荣国夫人，恃宠多愆犯，则天颇不悦之”，故他的仕途顺畅和能继承周国公爵，应与杨氏的宠爱有很大的关系；事实上他的母亲和姊妹这时也被今上所宠，故也应与她们的关系有关。或许敏之也确实颇有才学气质，所以同传说他奉令鸠集学士李嗣真、吴兢之徙于兰台从事刊正经史并撰著传记。吴兢就是重修《则天实录》的史官之一。
总章元年（668年）三月六日武后之父获赠司徒，升为“太原元从”的首席，列为第一功臣的同时，又诏这些功臣“其家见在朝无五品已上官者，子、孙及曾孙擢一人授五品官；若先有四品、五品者，加授子、孙等一人两阶；若三品已上，加爵三等”，史谓当“时皇后欲崇其父特在功臣之上故也”。虽然武后欲崇其父，但是得益者同时也是武敏之，因为他所任左侍极（原门下省散骑常侍）以下诸官其实都是三品官。
大唐制度由六品跳升五品是仕途的一道重要关卡，由四品跳升三品又是另一道重要关卡，因此行年二十几岁的武敏之跳升得如此之快，应与得武后照顾和援用这道诏令有关。正当此时，武后最重要的两个腹心宰相李绩和许敬宗已老，李绩且在总章二年（669年）死去，敬宗则于翌年退休，故“朝陪紫极，……夕宴青宫，……坐为师友，人作腹心”的武敏之，极有机会成为武后所要培养的权贵外戚。不过“既而时移代易，木秀风摧。……大厦不申，小年俄谢。以咸亨二年（671年）八月八日，终于韶州之官第，春秋廿有九”。
要至景龙三年（709年）其子贺兰琬才能请准让他归葬于雍州咸阳县，墓志且称他“非辜获罪，命矣长嗟”！墓志所述隐约，究竟发生了何事？
这事要从他的姊妹魏国夫人贺兰氏之死说起。
贺兰敏之的罪状
当乾封元年（666年）封禅泰山之时，敏之的年龄为一十四岁，魏国夫人的年龄也应相当，而此年武后却已四十七岁。武后感觉爱情受到贺兰氏的威胁，因此妒嫉此妙龄而又有国色的外甥女，乃利用武惟良等献食的机会而将她毒杀，并且一箭双雕地除掉当年对她们母女极不友好的堂兄们。贺兰氏之死，敏之入吊，李治恸哭着对他说：“向吾出视朝犹无恙，退朝已不救，何仓卒如此？”
武曌
敏之则号哭不答。深沉的武后闻知此情况，说：“此儿疑我！”由此恶之 。或许武敏之平常有些不法之事，故时人传说他恃宠骄盈而预测必会败事。武后则只是抓住他的小辫子而忍隐不发，等到四年之后荣国夫人死，翌年乃采取行动，上表诉说武敏之前后罪状，请予惩罚。
这些罪状根据史书记载，包括：（1）烝于外祖母荣国夫人；（2）将武后交给他为荣国夫人造佛像追福的瑞锦私自挪用；（3）逼淫未婚太子妃——杨思俭之女；（4）在荣国夫人丧内私释衰经而穿吉服奏妓乐；（5）在荣国夫人宅逼淫太平公主的随行宫人。
这些为武后亲自上奏的罪状，单是第（1）和（4）条就已涉嫌十恶罪的“内乱”和“不孝”两罪，若经证实定谳，就足以置敏之于死地，但是《贺兰敏之墓志》则对此一字不提，反而说他“非辜获罪，命矣长嗟”！由于此案的双方诉讼人身份极为特殊，故当时未见有经审判的记录，是否也是冤错假案，如今已无直接证据来判断。
总之，武后以生母和未来媳妇的名节等事来指控外甥武敏之，的确是极为严重之事，因此李治在咸亨二年（671年）六月十二日降敕流敏之于雷州，恢复他的本姓。当贺兰敏之被押解途至韶州时，却于八月六日死于该州官第，一说他是“以马缰自缢而死”；一说则谓他“以马缰绞死”，朝士坐与他交游而流配岭南者甚众云云。
武则天为何牺牲母亲名节来执意处死贺兰敏之？
武后牺牲母亲名节而除掉贺兰敏之，有人认为是因敏之与李治过从其密，代表了与武后对立的思想和政治派系；也有人认为是因杨氏以武后专权霸道，故与敏之偏向李治这一边，以防万一武后出事而仍有退路。
两说虽无不可能，但前说未免泛政治化，而后说则未免太有机心。其实杨氏当年参与废立皇后之事，,其有智有识的确如《望凤台碑》所言，至于该碑说她常对女婿今上有建设性的献言,，可能也是事实；然而，尽管贵为第一外命妇，她却无任何官方资格可以参预朝政。
她活跃于佛教界，想为佛教讲话则要透过武后建言；想以同宗的理由提拔杨武，亦需以称荐的方式而为；想提拔或贬逐武氏子弟，则更是要透过武后而使今上为之，是则在女儿参决朝政之下，又焉能有多大的政治空间？
该碑说她秘言密启符“合为臣之道”，深“得事君之要”，恐怕与女儿“御夫”时偏向女婿——何况他兼爱她的大女儿及孙女儿一一的情事有关。当然经常如此，肯定母女之间就会产生不愉快。
杨氏当年为了照顾诸女，故放弃了夫死之后长年礼佛的念头，爱女之心可想而喻。她对武氏亲属的态度，只是对当年不礼她母女的子侄甚为怨恨，甚至波及他们的儿子——即她的孙子们，故宁愿日后不归葬于武氏先茔；至于对亲生女儿及亲外孙则疼爱有加，何况敏之有上述的人品气质,，且又继承夫爵，传夫之香火，因此也就更得她的宠爱！
武曌
老祖母对孙子之爱是可以想象的，然而孙子却怀疑二姨（武后）毒杀其姊妹——也是杨氏的亲孙女，遂使姨甥关系紧张。母亲深知武后有“不利于朕，朕能戮之”的心态，因此也就可能因保护孙子而偏袒之，才与女儿（武后）感情发生了变化。
武后早已厌恶外甥女贺兰氏之争宠，故借机加以毒死，而嫁祸于武氏兄弟，杨氏对此仅能无奈，但同样事情决不能再发生于敏之身上，由于母亲保护她的爱孙，故武后才延至她死后方下手，恐怕与避免过度刺激母亲有关。
《讨武氏檄》批评武后“杀姊屠兄”，大姊韩国夫人诸书都无记载死因，但是她的两个儿女则的确因武后而死；至于武惟良等兄长们，也的确是直接或间接地死于武后之手。在武后一再诛锄武氏亲属的手段之下，文水武氏外戚在朝廷可谓毫无势力可言，这是她“杀姊屠兄”的结果。
然而在门第社会里，宗族归属感原本就极为浓厚，武后对武氏亲属似乎有所不安，因此稍后乃命大使备法物，把父亲灵魂从家乡的坟墓迎归于母亲杨氏之墓；又在敏之死后三年——上元元年（674年）的三月，奏请从振州召还二哥元爽之子武承嗣，让他承袭祖父周国公的爵位，并且任用他为掌管皇帝衣服的尚衣奉御。殿中省尚衣奉御秩正五品下阶。依照大唐制度，五品官属于通贵之官，由宰相荐进，皇帝制授；又国公出身或皇后周亲出身，例由六品官起叙，因此武承嗣以一个流放的皇后亲属，还京即由五品官起用，明显走一种超擢。更有甚者，承嗣很快地在第二个月就升迁为从三品的宗正卿， 这是武后被尊称为天后四个月前所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