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唐朝的边疆政策导致安史之乱必然发生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兴盛转向衰落的关键性事件

至今，唐朝给了人留下的印象更多的是“大唐盛世”，是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确实，唐朝有过盛世，自从唐高祖李渊开创了唐王朝之后，唐朝曾接连出现了比较兴盛的时期。

唐太宗李世民创造了“贞观之治”，成了唐朝最令人羡慕的时期，当时基本上是国泰民安，富裕安宁，四方折服，大唐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呈现了繁荣局面。

之后，唐高宗李治继承贞观之遗风，开创了“永徽之治”，在他主政时期，安宁平和，民众的生活也过得不错。而武则天当政时，整顿吏治，扶植庶族，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应该说也多少仍承继着贞观之遗风。

再后来，唐玄宗李隆基铲除韦后势力，结束了武则天之后的短暂乱局，他登基之后，励精图治，中兴唐室，开创了“开元盛世”，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政治清明，唐朝达到了李世民之后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当时的长安时世界上最繁荣富裕的大都市之一。说李隆基恢复了大唐雄风不为过。

李隆基

可是，从开元末年至天宝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却逐渐变化了，他好像变了一个人，甚至让人感到，天宝年间的李隆基怎么看也不像当年铲除韦后之后励精图治的那个有雄才大略而又务实勤政的帝王。

李隆基变了，居安而不能思危，富贵进而是淫欲，他荒废了朝中该干的政事，怠于朝政，沉溺于酒色，迷恋于歌舞之中，尤其是遇到了杨玉环之后，整日里与她如胶似漆，沉浸于享乐之中，对朝政不那么放在心上了。唐玄宗此时的作为，甚至比继承贞观遗风的李治都不如，李治当时也与武则天很亲密，但他治政上仍是勤勉的。

李隆基对朝政如此懈怠，这为权臣、奸佞擅政揽权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使唐王朝开始走下坡路。所以，要追问“安史之乱”产生的原因，李隆基沉溺于美色，荒废朝政，贪图享乐，居安而未能思危，这是最直接的原因。如果李隆基能保持开元初期励精图治的治政风格，或许，他完全有机会避免“安史之乱”产生。可惜，历史无法假设，李隆基掌控皇权的时期，有过“开元盛世”的辉煌，曾经创造了唐王朝最富裕安宁的时期，但却酿成了唐王朝中兴之后的大危机，并且，他自己在晚年也十分的孤独凄凉悲戚。李隆基主政时期是唐王朝由兴盛转向衰落的转折时期。

李隆基怠政，沉溺于爱美女、玩歌舞的享乐之中，让佞臣李林甫、杨国忠等有了擅政揽权的机会，为“安史之乱”埋下隐患

从开元末年开始，李隆基感到天下安定了，皇权稳固了，百姓安宁了，他不必再辛苦地忙于朝政了，于是，他的心思和兴趣都转移了，此时，治国理政对他似乎不那么重要了，他所喜欢做的事，是与杨贵妃一起享乐于歌舞酒色之中。而皇帝怠政，权臣自然就有机会再擅权了。皇帝醉心于后宫享乐之中，权臣就有机会在政治舞台上为所欲为。

李林甫

李隆基的朝政逐渐被佞臣掌控了。在开元中后期，朝政主要是由李林甫把持着，李林甫任相达十九年之久，是玄宗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在玄宗统治的后期，李林甫是一位典型的“口有蜜、腹有剑”的佞臣，他大权独揽，闭塞言路，排斥异己，培植党羽，离间朝臣之间的关系，导致朝纲紊乱。李林甫揽权擅政，这严重地败坏了朝政风气，这对于“安史之乱”的发生起来催化作用。

李林甫专权所造成的一个最大的隐患就是劝说李隆基重要胡将。为了维护自己在朝中的权力，李林甫着力排除唐王朝宗室的力量，他要防备李氏宗亲抢去他的权力，于是，他上奏玄宗皇帝，提议重用胡将。在当时，胡将非汉人，是很少能有机会成为朝中的权臣的，而当时怠政而沉溺于享乐的李隆基已经失去了开元初期的政治警惕性，他接受了李林甫的建议，致使安禄山等边疆胡将获得了难得的机会。在李林甫任相后期，边疆胡将得到了朝廷的重用，安禄山能入朝与唐玄宗、杨贵妃亲近接触，甚至认杨贵妃为干娘。边疆胡将如此得到重用，这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危机种子。

天宝十一载十一月（753年1月），李林甫病逝，另一位佞臣登上政治舞台了，继位李林甫宰相之位的是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杨国忠为相，朝局更糟糕了，与李林甫相比，杨国忠能力更差，而心眼却更坏，他所干的坏事更多。天宝十二载（753年），即在李林甫去世不久，杨国忠便开始报复已是死人的李林甫。李林甫还没有下葬，杨国忠就诬告他与安禄山合谋造反，他指证李林甫与叛将阿布思约是父子关系，而安禄山指派阿布思部落的降将入朝作证，为自己辩护。

唐玄宗命有司审理杨国忠所上奏的叛乱问题，手段狠毒的杨国忠早有准备，他指使李林甫的女婿杨齐出面作证，证实李林甫有谋反之实。负责审判的有司官员，慑于任相的宠妃的贵戚杨国忠的权威，痛打“落死狗”，判李林甫有谋反之罪。于是，尚未下葬的李林甫便被削去官爵，抄没家产，他的儿子们被除名流放，连他的棺木都被劈开了，身上穿的金紫朝服被剥下，口里含的珍珠被挖出来。最终，任相达十九年之久、生前威风凛凛的李林甫，落得个依庶人之礼安葬。

杨国忠

杨国忠在李林甫生前，备受李林甫的压制，终于，在李林甫死后，大大地泄愤了。不过，杨国忠从李林甫那里，不仅继承了相位，而且也继承了恶毒阴谋和奸诈损招。

在李林甫死后被清算之后，杨国忠反过来与安禄山互相利用、互相勾结，政坛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安禄山是杨贵妃的干儿子，虽然杨国忠曾告他谋反，但李林甫已死，他现在需要他干娘的族兄、当朝宰相杨国忠来庇护他了，所以，安禄山开始与杨国忠狼狈为奸。而杨国忠仗着被玄宗宠妃杨玉环护着，在朝中不断地扩大自己势力，骄纵跋扈，不可一世。

其实，杨国忠的最大的毛病就是权力欲不断膨胀。在朝中，他徇私受贿，排除异己，欺压朝中大臣，不顾天下成败，只顾自己能独揽朝中大权；对于朝外的封疆大吏和守边将领，他拼命压制，他特别担心边疆的强势军事将领会入朝为官，从而挤掉他的宰相职权。而安禄山是边疆军事将领的突出代表，他当然无法容忍杨国忠的刻意打压，不能容忍他胡作非为，因为这严重侵犯了他的利益。于是，原本还是狼狈为奸的朝中宰相和边疆悍将，为了争权夺利，越来越变得水火不容了。此时，唐玄宗因沉溺于酒色歌舞，已经变得很昏庸了，他没有能觉察到，由杨国忠这样权力欲极强、无能又奸诈的外戚佞臣把持朝政，朝内欺压忠臣，朝外肆意打压边疆悍将，这已经为叛乱埋下可怕的祸根。

朝中权臣与地方节度使之间矛盾的激化直接导致“安史之乱”产生

李隆基不理朝政，沉溺于与杨贵妃的享乐之中，皇权不能正常发挥作用，而朝权被杨国忠等佞臣所掌控，这导致了朝中权臣与节度使之间，甚至节度使与节度使之间等，都发生了矛盾，而且，各种矛盾逐渐加剧。而权臣与节度使之间的矛盾缺少了皇权的调节机制，其矛盾的激化便难以抑制，这成了“安史之乱”产生的直接导火线。

杨国忠接替李林甫任相之后，他奸诈有余而能力不足，他凭着自己是宠妃的族兄，受贵妃的庇护，得皇帝的信任，拥有宰相的权力，从而专权擅政、专横跋扈，于是，在执掌朝政上他为所欲为，至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的生活于不顾。杨国忠任相以来，所干的只有三件事：

一是大肆揽权，把人事权和财政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排除异己，培植党羽，只提拔两种人，一种是他的奴才，另一种是能向他行贿的人，他大肆敛财，越贪越多。

二是与大臣和边疆武将勾心斗角，不断制造矛盾和激化矛盾，致使局势不可收拾，乱了朝局，也乱了边疆，使边疆将领对于中央政府的离心力越来越强，使朝廷失去了对于边疆军政力量的掌控力。

三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他对军事，对战争一窍不通，但他却喜欢发动战争，并喜欢瞎指挥。比如，他两次发动了征南诏的战争，害了将领士兵，劳民伤财，给民众带来大灾难，而他自己却乘机敛财，损国损民而利己。

杨国忠的擅权揽政以及对于边疆将领、节度使的肆意压制直接导致了权臣与节度使矛盾的激化。

安禄山

在李林甫任相的后期至杨国忠任相初期，安禄山因为善于奉承巴结，得到了杨贵妃的宠信和唐玄宗的重用，安禄山当时在边疆威权显赫。他兼任平卢、范阳和河东三镇节度使，受封东平郡王，镇抚东北地区，掌控着三镇的军政大权，手握重兵，是当时节度使中最有权势的。而且，安禄山受唐玄宗的恩宠和杨贵妃的宠信有增无减，这让安禄山越发志得意满，因而当他入朝之后，也越来越不把朝中大臣放在眼里。

安禄山受玄宗的恩宠以及他在朝中的趾高气扬，这让杨国忠既妒忌又担忧，他嫉妒一个边疆悍将竟然比他这个皇亲国戚还受宠，他担忧将来这个手握重兵的胡将如果入朝为官，他将会失去朝中的权力，因而，小肚鸡肠又没有远见的杨国忠开始对安禄山耍各种奸诈手段，极力污蔑打压安禄山。

比如，杨国忠秘密派人去刺探安禄山的隐私，并将所掌握的隐私夸张歪曲地向玄宗报告，极力贬损安禄山；再如，他将安禄山安插在京中的耳目查出来，将他们贬官或逐出京城，打击杨国忠在朝中的亲信势力；还有，涉及到人权财权方面的，如果与安禄山有关的，杨国忠都极力设置障碍。

杨国忠的所作所为当然瞒不过安禄山，而安禄山对杨国忠的种种阴谋和损招都了解得很清楚，他对此感到十分愤怒，同时，他内心也感到恐慌。安禄山节制三镇，手握重兵，本来就有野心，他担心他的野心因杨国忠的瞎折腾而被玄宗发现了。他不想让他的不轨之心过早暴露。

果然，杨国忠查到了安禄山不轨之心的蛛丝马迹，于是，他将其夸张之后，向玄宗报告。唐玄宗对安禄山谋反半信半疑。为了对安禄山的进行试探，天宝十三载（754年）春，玄宗召安禄山入朝，想试探是否敢入朝来，以此来考察他是否有谋反之心。只是，玄宗的试探计划没有能取得效果，因为杨贵妃事先把消息传给安禄山，安禄山放心入朝，并竭尽全力通过各种行动向玄宗表忠心，这不但消除了玄宗对他的警惕，而且还取得了玄宗更大的信任。而玄宗为了安抚安禄山，加封他同平章事。

安禄山

正当太常卿张垍要草拟敕封诏书时，杨国忠非常着急，因为敕封之后，安禄山便进入了宰相班子，这对杨国忠的威胁太大了。安禄山急忙找玄宗去奏请取消敕封。杨国忠的理由是，安禄山虽有很大军功，但他目不识丁，悍将不能为相，若是让安禄山这样粗蛮的武将为相，周边各国的君王们一定会轻视朝廷，这将有损于唐玄宗的威望。唐玄宗觉得有些道理，于是，他改任安禄山为左仆射。唐朝从玄宗起，仆射不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便被排除于宰相行列之外。

杨国忠非常气愤，他本想陷害安禄山，让玄宗以谋反罪处置他，结果，陷害不但没有成功，而且还让安禄山升官了。虽然他阻拦封敕，安禄山没有能加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也当上了左仆射，杨国忠自受其辱。

这受辱之气杨国忠岂能忍得下，他又心生一计，搞了个借力打压之策。

杨国忠了解到，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与安禄山一直互相不服，矛盾较深，于是，他向玄宗奏请任命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用哥舒翰来牵制和排斥安禄山。

安禄山对杨国忠恨得咬牙切齿，他即将到位的宰相之职（同平章事）因杨国忠搬弄是非被弄丢了，只得了个左仆射之职；而此次杨国忠又以老对手哥舒翰来牵制他。在安禄山看来，杨国忠这歹毒奸诈小人太可恨了，他忍无可忍，决心除掉杨国忠。

其实，极缺远见、自作聪明的杨国忠对安禄山所做的阴毒之事，既为安禄山提供了造反的理由和名目，而且，在实际效果上，是逼迫安禄山加快了谋反篡位的步伐。后来，安禄山造反时所高喊的口号就是：诛杀杨国忠，清除奸佞之臣。

“安史之乱”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唐王朝的边疆政策：容许边疆胡将权力、兵力不断增强

“安史之乱”在唐玄宗时期爆发，但其根源要追溯到李世民主政时期。

李世民

李世民征战四方，着力于清除隋朝留下的各方势力，并忙于对外扩张，是唐朝的版图逐渐扩大，当时，李世民的军事实力非常强大，根本就不惧边疆造反。而到了唐高宗、武则天时期，仍继承着贞观遗风，国势依然强大，他们还有力量开疆拓土，先后平定了辽东，东、西突厥，吐谷浑等地区，使唐王朝成为一个国境非常辽阔的国家。可是，从李世民时期开始，对于边疆的掌控和管理就一直没有能真正理顺，这埋下了隐患。从唐初至武帝朝，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控制其实只是表面顺利，而实质上却是松懈而无实效的。

首先，李世民雄才大略，很有宽容之心，他治理边疆方面，所实行的是“胡人治胡”的方式，这在唐王朝军事实力很强时，是很有效的措施，但却存在一定很大的隐患。

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师塞北，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李靖富有军事韬略，善于用兵，在他的指挥下，唐军击败了东突厥，统御东亚。自从打败了东突厥汗国之后，李世民开始实行“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政策，这政策很开明，但却有缺陷。唐军打胜仗后没有以惯用的分离肢解措施来对待东突阙，而是以怀柔政策来对待，允许保留突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当时，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一带，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归属的突厥降户，此外，还在突厥原居地设置了定襄、云中两都督府，负责管理突厥留居的民众。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都督府的都督皆是由突厥本族首领担任，而且可以世袭。唐朝新创了被称为“羁縻府州制度”的管理政策，一方面保留了少数民族原来的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又将少数民族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体制之中，而让各族首领担任羁縻州的都督、刺史等官，准其世袭其职。

李世民所采用的这种怀柔管理策略大受少数民族的欢迎，所以，他当时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

唐朝疆域图

这种“以胡制胡”的管理方式在唐初起到了很好的管理效果，因为当时李唐王朝很强势，中央政府力量强大，羁縻府州制度有效地发挥了其积极的作用，既征服胡人之心，又表现唐王朝统治者的宽容友善的态度。当时边疆是比较安定的。

可是，羁縻府州制度要发挥积极作用，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央政府力量很强大，足以威慑边疆州府，而一旦中央政府军事力量变弱了，羁縻府州制度便会发挥出消极的作用，既成了边疆胡将用以离心中央政府的政策工具，所以，这是有很大隐患的。

其次，“以胡治胡”政策让边疆地区胡风盛行，长期保留着胡化习俗，这给有谋反之心的胡将脱离中央政府提供了便利条件。

羁縻府州的都督或刺史是胡人首领，而且可世袭，州地风俗完全胡化，即便有汉族人在那里居住，也很快胡化，汉文化很难对其发生影响。久而久之，羁縻府州与唐皇室的关系就疏远了。唐统治者对其管理中间隔着文化、习俗和语言，只能靠通晓胡语、汉语的使者去沟通，管理自然很不顺畅。而且，后来朝廷还常常征调羁縻府州的突厥兵去外地打仗，这引起了突厥人的不满，羁縻府州的首领便有了复国的想法。

再次，唐玄宗时期，中央政府的约束力减弱，而边疆节度使权力强大，离心力变强，这为叛乱准备了政治军事实力。

在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边疆地区设了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分别管理。而每一个兵镇的节度使管理着几个州府。更可怕的是，节度使不是军事长官，而且还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拥有对辖区内的行政、财政、户口、土地等的管理权限。在辖区内，州刺史作为地方长官其实就成了节度使的下属官员。边疆的节度使权力逐渐增大，俨然成了辖区内的霸主。当中央政府力量变弱了，节度使们还会愿意听从中央政府的调遣吗？

最后，安禄山从天宝十载（751年）之开始，一身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势力异常强大，而中央政府的实力却在减弱，他岂能没有不臣之心？

李隆基在对待安禄山的问题上，是无比昏庸的，而杨贵妃更是个只会唱歌跳舞博君王宠爱的艳女，根本就没有政治观念，是他们纵容安禄山谋反的。又是视为宠臣，给予仆射官位，又是使其节制三镇，又是认为干儿子，而给予的权力大了，安禄山的心思也就大了，有实力有心思有辖区，就想抢更大的权力。不谋反才怪了！

天宝十节度使

于是，安禄山把张通儒、李庭坚、平冽、李史鱼、独孤问俗等亲信官员召集到身边，设秘书处，派情报官到唐室去刺探军情，并把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庭玠、向润客、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等一大批心腹将领从军队里选拔出来，授予要职。而东北长期已有契丹、奚、靺鞨、室韦、新罗、突厥等许多外族入居，势力不小，其中不少外族将领追随安禄山。

当时，掌军权的边疆将领有不少是来自异族的，如，高仙芝、王思礼是高丽人；哥舒翰，突骑施人；李光弼是契丹人；浑惟明、浑释之、仆固怀恩是铁勒人；荔非元礼是西羌人；论惟明是吐蕃人；白孝德是龟兹人，等等。这让大权在握的安禄山胆子很大，敢于造反。

而且，安禄山不但担负着东北地区的防御重任，同时还掌控着东北边疆的军事、政治和财政权力，这种状况助长了安禄山的狂妄野心，大权掌握的边疆悍将，身边有这么多异族将领，他当然敢造反。

虽然说安史之乱中，后来很多异族将领建立平乱功绩，但如果唐王朝当时军队不足以抗击叛乱，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而杨国忠对安禄山的诬告、打压和控制，成了逼安禄山造反的导火线，并让安禄山有了造反的借口。于是，唐朝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率领着属下唐兵，并拉来罗、奚、契丹、室韦等族军队共15万人，号称大军20万，打着“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的旗号，从范阳起兵，开始了抢夺唐王朝政权的叛乱之战。安禄山的部队常年在边疆作战，其步骑兵能征善战，叛军所到之处，州县或开门迎接，或弃城而逃，河北地区很快被叛军控制。直到十一月十五日，唐玄宗才相信安禄山率兵造反的事实，后来，不得不弃城逃跑，逃到了马嵬坡。

李隆基瞎指挥，重用宦官监军，听信谗言，误杀大将，致使叛乱酿成大祸

在叛军不断逼近长安时，唐军守住潼关成了关键，是被动局势中所能采取的积极策略，唐军只需长时间守住潼关，耗去叛军锐气，待各地边关唐军来援，便能转危为安，争取获胜。可是，唐玄宗年老昏庸，听信宦官监军边令诚的谗言，十分愚蠢地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了封常清、高仙芝两员大将，致使军中无大将，而只能起用病休在家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令其率军20万，镇守潼关。

哥舒翰

哥舒翰充分利用潼关易守难攻的险要特点，加固城防，闭关固守，于天宝十五载（756年）正月，成功击退了安禄山之子安庆绪进攻潼关的军队，将叛军阻止于潼关数月时间。

安禄山知潼关难攻，哥舒翰难对付，便改变策略，将精锐部队隐蔽起来，命崔乾佑带着老弱病残的士卒屯于陕郡（治今河南三门峡市西），以迷惑唐军，试图诱哥舒翰弃险出战，五月，崔乾佑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赢弱无备”的情报传到了唐玄宗那里，玄宗遣使强令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哥舒翰上书辩解，要求坚守潼关，而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攻打叛将史思明也取得胜利，他们赞同哥舒翰固守潼关的策略，可是，主政朝中的杨国忠怀疑哥舒翰是在为自己打算，便怂恿玄宗令哥舒翰立即出击，玄宗听信谗言，连续派中使催哥舒翰出战，哥舒翰被迫于六月初四领兵出关，初七，在灵宝西原与崔乾佑部相遇，在交战中，被叛军诱进隘路之中，遭滚木檑石和焚烧的草车等攻击，唐军大败，20万军队，逃回潼关的只有8000余人。后哥舒翰撤到关西驿在招揽失散兵卒时，被吐蕃将领火拔归仁捆了去献给安禄山。

哥舒翰虽是一员老将，但智勇双全，策略非常正确，可是，由于杨国忠的误国，唐玄宗听信谗言瞎指挥，导致了潼关失守，满盘皆输。潼关一失，长安失去屏障，朝中一片混乱，乙未日黎明，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带着凑起来的卫队，护着皇帝和贵妃、皇子、皇孙、公主、妃子、杨国忠等，从延秋门出逃，长安很快就沦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