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天下同利”在楚汉争霸中：刘邦为什么轻而易举的就能获胜
在清代史学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中有一篇叫做《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文章，此文详细叙述了汉初诸将的出身。读过此文的朋友都知道，出身最贵的是张良，韩相之子，“大父、父五世相韩。”其次是张苍，秦朝御史；叔孙通，秦朝的博士，儒生也。
其余的如萧何、曹参等人出身卑微，无外乎狱卒、小吏、平民、屠夫、吹鼓手、车夫。论其阶级成分基本上是农民和小生产者，出身最贵的张良充其量是个落魄的贵族，算得上一个中小地主罢了。论其等级皆属于社会底层——被统治者，不光这些封侯拜相的将领，就连高祖刘邦也是“布衣”出身。
起义之前虽然是泗水亭长，但也“常告归之田”，吕后及两个孩子也“居田中隅。”
可以说，刘邦君臣都是小人物。说到这里我们不禁有疑问：这帮小人物为什么要起兵造反呢？刘邦出身草莽，虽是地痞无赖，好吃懒做，但也胸怀大志，在咸阳服役时，看到秦始皇出行的浩大场面不禁感慨：“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那颗不安分的心一览无遗。
张良“大父、父五世相韩”，可想而知，在韩国张家是何等的尊贵与荣耀，但韩国破灭之后，张良引以为傲的光环消失殆尽，可知他对秦的仇恨有多深，所以“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无奈没有成功，只好“乃更姓名之”他乡。
二、当时秦朝的社会状况分析
秦朝统一后，虽然采取了许多促进社会发展的措施，如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修建以咸阳为中心，向全国辐射的驿道，但是秦王朝对人民无限制的搜刮和残暴统治，给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田租、口赋、徭役和兵役是架在人民头上的四把尖刀
田租是按土地数量征收的土地税，不论耕种与否，都要征收地租，这实际上给已经失掉土地和无力耕种土地的农民增加了负担。口赋是按人头征收的人口税，无论男女老少，也不问有无劳动能力，统统都要交税。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不久，开始大兴土木，建造离宫别馆达七百多所，遍及函谷关内外及渭水河的南北两岸。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阿房宫。据记载，阿房宫东西长约五百步，南北宽约五十丈，可同时容纳万人。唐朝诗人杜牧曾写诗形容这一工程曰：“蜀山兀，阿房出”，从这句诗中我们可以想象出阿房宫的规模有多大了。
除了豪华的宫殿外，秦始皇还为自己修建了巨大的坟墓，即与阿房宫齐名的骊山陵。陵高五十多丈，方圆五里多，里面构筑了各式的宫殿，摆放着各种奇珍异宝，更夸张的是用明珠做成日月星辰，用水银做成江河湖海。
据统计，修建这样浩大的工程，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大约要动用70万壮劳力，加上为了防御匈奴，蒙恬率军30万，戍守五岭的50万，再加上修建驰道和搞运输的人，全国上下服劳役的人估计不下200万，而当时秦朝全国人口才2000万，问题的严重性不言而喻。
在这种无休止无归期的征发之下，出现了“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与道树，死者相望”的悲惨景象。
在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之下，“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人民群众奋起反抗，随即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
秦朝的法律是相当残酷的，一人犯法，罪及三族，一家犯法，邻里连坐。此时全国变成一座监狱，到处出现“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的恐怖景象，形成了“天下傲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宁，吏民不相往”的紧张局势。
人民为了生存下去，以各种形式同清政府进行斗争。西汉的开国元勋英布、彭越等人就是从这些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由此可见，若不是秦朝的苛政让人民无法生活下去，若不是想有个安稳的日子，这帮普通的小人物是不会铤而走险、走上武装反抗之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