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后期，随着时局的变动，困扰唐皇的三大问题都是什么？

唐皇与地方藩镇展开斗争

在唐廷相继平定了许多地区的叛乱活动之后，一些参与叛乱的节度使选择归降朝廷。此时安史之乱虽然已经临近尾声，但这却并不代表唐廷已经拥有了能够绝对压制地方节度使的能力。为了避免再度生乱而动摇帝国根基，唐廷选择继续维持当前局面，即依然赋予地方节度使大权，这就直接导致了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对此，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任维钧硕士在《"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的影响》一文中曾经提到：

他们"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属文武将吏，不供贡赋"。或父死子弟继承，或自择将吏，中央不得过问，只能承认。

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定然不是唐皇和官僚集团的本意，这是二者对时势妥协的产物。为了保证已经归降的节度使不会发动二次叛乱，唐廷又增设了许多节度使来制衡前者，这反而加速了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唐廷在主动给自己增加巩固统一局面的难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唐廷所出台的国策更加难以推行至帝国的各个角落；这些割据一方的节度使也愈来愈不愿听从于中央朝廷的号令。此时各地的节度使虽然表面上都奉唐皇为尊，但唐皇的地位已经十分接近东周天子，即有皇帝之名却无皇帝之实。

宦官和官僚集团展开激烈斗争

安史之乱结束后，唐皇在主动和被动并存的情况下扶持了宦官集团的势力。由于唐皇主观地认为外臣皆不可用，因此一直提防着各地的节度使。但实际上唐廷之所以能够平定安史之乱，与那些心中和行为依旧忠于唐皇的节度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宦官集团的崛起，很快就引发了官僚集团的不满。这里所提到的官僚集团，主要是指以文官为主要代表的官僚集团。二者不断在皇帝面前离间对手与皇帝之间的关系，进而引发了激烈的斗争。

唐文宗继位后曾尝试摆脱宦官集团的控制，于是便联合了官僚集团准备清除异己。公元835年，唐文宗命宦官集团首脑仇士良及大批宦官前往禁卫军府衙的后院观赏甘露。但由于此事太过蹊跷，因此被宦官集团洞察到了皇帝的真实意图。

为了避免被皇帝和官僚集团消灭，宦官集团率先发难，将许多朝廷重臣尽数诛杀，是为甘露之变。甘露之变过后，皇帝失去了剿灭宦官集团的良机，宦官集团也因这次事变而势力大涨。

甘露之变，是唐皇、官僚集团和宦官集团三者之间激烈矛盾的具体体现。由于唐皇和官僚集团所设计的计划并不周密等多重原因，导致失去了剿灭宦官集团的最佳时机。不仅如此，由于官僚集团因甘露之变而受到重创，因此官僚集团的权力也随同皇权一同被宦官集团所控制。此时的唐皇，则更像一个傀儡。

官僚集团内部展开内斗

从唐宪宗一朝开始，官僚集团内部就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则是"牛李党争"。所谓牛李党争，是指以牛僧孺的牛党和以郑覃为首的李党之间的斗争。

在选官制度上，牛李两党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牛党认为应当极力推行科举制度，以此来从庶族地主中选拔出大量的政治精英，以此来扭转自安史之乱以来的政治颓势；而李党则坚持按门第招募人才，这是因为李党的大部分成员皆为门第取士之路进入政治舞台之上的。

在对待藩镇割据的问题上，两个党派也各执己见。牛党认为当前唐廷并不具备恢复统一格局的条件，因此在对待地方节度使和藩镇的处理问题上，应当尽量采取保守和退让的政策；而李党则坚持要维护帝国的统一，不管付出多少代价也都要消灭藩镇割据的局面。

不难发现，在选官制度的问题上，牛党的主张更加合理一些。虽然科举制度本身存在着一些天生的弊病和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但相比起以门第取士的传统方式，科举制则更加"科学"一些。至于藩镇割据的问题，很明显李党的主张更加正确。如果藩镇割据局面不予以消除，那么唐帝国终有一天会分裂成多个小国。

二者虽然为时政问题争论不休，且也提出了相对正确的建议，但二者之间的斗争却并没有为唐廷敲定一个具体的国策。换句话说，二者只是为了争论而争论，并没有将争论的结果落实到实处。随着时间的推移，牛李两个党派渐渐发展至严重的朋党之争，这就对唐代中后期的政治局面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通过上述的分析和论述，可以发现自安史之乱事件过后，唐帝国内部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其中唐皇和地方藩镇的矛盾，则为外患；而宦官集团日益做大和官僚集团内部久久不息的斗争，则是影响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内忧。

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唐廷光是想要解决藩镇割据局面就已经十分困难。而此时的中央朝廷不仅没有团结在一起，反而围绕着权力展开了无休止的斗争。如此这样，唐皇更加难以整合本就不够充足的政治资源来解决外患，藩镇割据的局面因此愈发严重了起来。

无休止的内耗，让唐廷和唐皇失去了最后力挽狂澜的机遇。此时的唐皇，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对帝国的控制力。随着帝国现状的日益恶化，以及唐皇个人治国水平的下降，唐帝国的国运也"寿终正寝"了。

参考文献：

【1】《"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的影响》，任维钧著

【2】《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张帆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