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王三杰，除了太宗、玄宗，凭什么还有安史之乱后的他？

唐宪宗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即位的。这位年轻的皇帝，为改变藩镇割据局面，敢于正视和改变不利因素，积极利用有利条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开始了扫平藩镇割据的战争，揭开了安史之乱以来唐朝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

一、内政修明

唐廷要削平藩镇割据，中兴大唐帝国，必须具备雄厚的经济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战争的巨大消耗。在这方面宪宗的祖父德宗皇帝已经做了一些初步工作。德宗在贞元时期，不遗余力地敛聚钱财，无论是朝廷官员献媚的上供，还是名目繁多的藩镇进奉，都一概收纳积贮。这样，德宗20年的贮财所得，为其孙宪宗皇帝实现中兴愿望提供了一定的物力和财力。

对于德宗这方面的贡献，《剑桥中国隋唐史》第八章评论说：

“当恢复中央权力的奠基人宪宗在805年登上皇位时，宪宗的的确确发现，他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所需要的制度手段以及财政、军事资源基本上已经具备，这应归功于德宗不事声张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宪宗继位之初，继承了其祖父遗志，为平定藩镇割据继续积贮财力。

宪宗除继承德宗朝全部积贮财货之外，他还广收诸道进奉，如元和五年(810年)十一月，接收河东节度使王锷进奉30万缗；八年八月，汴州节度使韩弘进绢500匹；九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献马300匹；十四年五月，泾原节度使王潜进奉银3000两，绢帛5000匹；七月，韩弘进绢帛2.5万匹、絁3万匹、银器270件。

在平定叛镇后，他还没收其财物和产业收入入内库，如对四川刘辟、浙西李锜等，都是如此。对于宪宗热衷于聚财，朝臣中不少人颇有异议，如李绛就曾对他提出过劝谏。宪宗听后感慨地说：

“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宫中用度极俭薄，多藏何用邪!”

从宪宗这番话中可以看出，他聚积资财的目的，就是为了削平藩镇割据，收复河(治今甘肃临夏东北)、湟(即湟水，今青海东北)失地，恢复大唐的统一和繁荣昌盛的局面。

除了以上聚财办法外，其主要措施还有：

1、加强税收，广开财源

唐朝两税的征收，采取的是一分为三的办法，即上供、送使、留州。诸道往往想方设法多留赋税，减少上供部分。元和六年(811年)，宰相裴垍“奏请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其所在观察使，仍以其莅之郡租赋自给，若不足，然后许征于支郡。其诸州送使额，悉变为上供”。

这样，就把诸藩镇所管支郡送使钱物变为上供，削减了地方收入，使更多的财力成为国家的削藩之资。原先赋税的征收，全都由地方州郡征收。元和六年(811年)以后，设立了江淮以南两税使、荆衡汉沔东界彭蠡以南两税使、三川两税使、山南西道两税使等机构，统辖于度支，具体负责各地两税的征收，使朝廷牢牢地掌握住了主要税种的征收权。

唐朝自大历末年经刘晏整顿财政后，“通天下之财，而计其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过半”。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后，收入增至“一千三百五万六千七十贯，盐利不在此限”。则除盐税外，税收增加在一倍以上。到宪宗统治初期，收入还有所增加，“元和两税、酒、斛斗、盐利、茶利总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从而使朝廷掌握了大量财富，具备了讨伐叛镇的经济实力。

2、重视兴修水利，鼓励植桑种田，发展农业生产

宪宗元和时期，鼓励各地官吏大抓水利兴修，劝课农桑，如常州(今属江苏)刺史孟简奏请挖浚古孟渎，宪宗准奏，结果开渠41里，得沃田4000余顷，百姓富足。魏博节度使田弘正、郑滑观察使薛平奏请开挖古河，结果挖掘古河南北长14里，东西宽60步，深1.7丈，根除了自天宝以来当地的黄河水患，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灵武节度使李听上奏疏通境内古河道，扩大溉田千余顷。宪宗还下诏鼓励植桑，规定各州县没有种植桑树者，每亩地植桑两棵，地方官员必须亲临督促察看，并且禁止砍伐桑林，年终上表奏闻。宪宗重视发展生产，虽然是为了增加财力，以图中兴，然在客观上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却起了较积极的影响。

3、提倡节俭，严惩贪官

宪宗统治前期，非常节俭，宫中用度大大压缩，并退还四方进献的歌舞妓乐。如元和四年(809年)，江南饥旱，宪宗命使南下赚济饥民说：

“朕宫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数，惟救百姓，则不计费，卿辈宜识此意，勿效潘孟阳饮酒游山而已。”他还对其他朝臣强调：“俭约之事，是我诚心，……唯当上下相勖，以保此道，似有逾滥，极言箴规，此固深期于卿等也。”

同时，他对贪官污吏严加惩处。元和四年十月，讨伐王承宗时，于皋谟、董溪为行营粮料使，两人贪污各数千贯钱，宪宗下令免官流放，后处死，其部下主要僚属也受到惩处。其后，宪宗还多次惩处贪官，维护国家法纪，整肃了官吏作风。

4、重视转运渠道的畅通，牢牢控制东南财源

唐朝政治中心在北方，安史之乱后，财赋收入主要依赖东南地区供给，因此，如何运输这一带的财赋极为重要。刘晏在代宗时对清运工作进行了不少改革，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以后韩滉、杜佑、韩洄等人做了不少工作。

宪宗时曾有多人主管过转运使得工作，其中以李巽的成绩最为突出，他在刘晏的基础上，把转运效率提高了3倍。由于李巽能从东南运输更大量的财赋到关中，加强了朝廷的经济力量，才使宪宗能制订和实施对叛镇的讨伐战略。

宪宗时的宰相李吉甫所编的《元和国计簿》记载说：“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当时全国有军队83万人，大致两户人家要负担一个兵卒的费用，负担是非常沉重的。

所以，唐朝对东南财源地的控制非常重视，努力将这一地区牢牢地置于朝廷直接领导之下。对这些地区节度使、观察使任命，皆以儒学道德之士充任，很少任命武人，以便保证这一地区长期稳定地听命于朝廷。

正由于宪宗元和前期的努力，长年的日积月累，为后来大规模的平叛战争准备了充足的财货。元和七年(812年)，魏博镇回归朝廷，宪宗一次从内库调发财货150万贯赏赐军卒，并说：“朕所以恶衣食，蓄积货财，正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贮之府库何为!”

以后大举讨伐淮西、镇冀诸镇，历次调发库藏财货，总数达5361万贯匹，有力地支援了削藩战争。

二、唐宪宗削藩的谋略

宪宗平定割据藩镇的战略，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采取先近后远的战略，即先稳固邻近藩镇和东南财赋重地，而后进取河朔。

宪宗在元和元年(806年)、二年(807年)，连续削平西川刘辟、夏绥杨惠琳、镇海李锜的叛乱。这样，就稳固了后方基地，并把西川、东南财赋重地始终牢牢地掌握在朝廷手中。

宪宗之所以能够顺利地获得削藩的初步胜利，用李绛的话说，是

“西川、浙西皆非反侧之地，其四邻皆国家臂指之臣。刘辟、李锜独生狂谋，其下皆莫之与，辟、锜徒以货财之，大军一临，则涣然离耳”。

宪宗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大胆用兵，获得了成功。

这次削藩的成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德宗中后期对藩镇采取姑息政策，使许多一直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朝廷不敢轻易用兵，威望空前低落。此次胜利，一方面打击了割据藩镇的气焰，同时也增加了朝廷威望和宪宗讨平叛镇的决心，为进行更大规模的削藩平叛斗争奠定了基础。

2、采取先易后难、缓急相宜的用兵方略。

宪宗时期河北诸镇是最大割据者，危害国家。元和四年(809年)，成德镇王承宗在其父王士真死后自为留后，宪宗欲革除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不从王承宗的请求，兴兵征讨。但是，成德镇“南有魏博以为之障北有幽、燕以为之援，东有淄青以为率然之首尾”，所以，“若当时之最宜缓而不可急攻者，莫恒、冀(即成德镇)若矣”。

宪宗听不进正确意见，遣兵讨伐成德，劳民费财，没有功效。后来，听取李绛等人意见，改变战略方针，确定了先攻取淮西、淄青，后攻取河北的方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因为“淮西事体与河北不同，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邻，无党援相助”。淄青镇的情况是“南接淮、海，而西与燕、魏相悬千里，势不足以相救”。

果然在唐军扫平吴元济后，诸镇震恐，成德镇王承宗派人带二子至魏博镇，通过魏博田弘正向朝廷说情，“求入侍，且请归德、棣二州，入租赋，待天子署吏”。淄青李师道也请求遣子入侍，“并献沂、密、海三州”，李师道后来反复无常，朝廷派军征讨，终于平定了割据54年之久的淄青镇。

在这两镇平定不久，成德王承宗忧惧而死，卢龙镇刘总怕朝廷讨伐，削发为僧，魏博镇此前已经归顺。至此，跋扈60余年的河北诸镇，皆告平定。

3、实行以藩灭藩，以群藩伐一藩的策略。

安史之乱后，唐廷在中原大量设置藩镇，实行以藩御藩的策略。到唐宪宗元和年间，有所变化，即利用藩镇割据局势的变化，采取了以藩灭藩，各个击破的新方针。宪宗削藩主要利用的是各个藩镇的力量，如讨伐四川刘辟，令神策军将高崇文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共同出兵；讨镇海李锜，令淮南节度使王锷为招讨使，征宣武、义宁、宣歙、武昌、淮南等镇兵共同征伐；伐淮西吴元济时，出动了宣武、大宁、淮南、宣歙、山西东道、魏博、荆南、江西、剑南东川、武昌、东都、义成等十几镇兵马，同期进讨；伐淄青李师道，出动了义成横海、宣武、魏博、武宁等镇兵马。

宪宗实施以藩灭藩策略，坚持令出朝廷、利用矛盾、周密策划的原则。当时的藩镇，尤其是河朔诸镇，虽然其势已衰，然仍拥有相当的实力，他们自相擅袭已久，互为依托，以求自固，一方面既奉朝旨，一方面又联合邻藩，各图两全之策。

唐廷的削藩之策，一旦策划不周，则可能弄巧成拙，反被叛镇利用。所以，唐廷在吸取以往教训后，精心研究策划，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和对朝廷的畏惧心理，加以引导、利诱、威胁，促使他们互相监督，相互争功奋战。

同时，朝廷严控指挥大权，行止之命必出朝廷，不使诸镇兵迁延观望，相互自保。比如元和十三年(818年)，伐淄青李师道，魏博镇请求从黎阳(今河南滑县东北)渡黄河。朝廷怕诸军进退不一，互相观望，命其军从(今山东东阿北杨柳村)渡河，待诸军到达指定位置后共同进兵，因而击败了淄青兵。

4、实行重资收买、笼络分化的策略。

跋扈藩镇之所以能拥兵自重，是因其拥有强大的武装，这些军士大都是世代为伍的职业兵，以军资为养家之费，故节帅们多采取倾财散施的办法，来争取军队的拥戴。唐廷在削藩过程中针对这个特点，不惜重资，优赏诸镇兵，换取他们的支持，使之听从朝廷的调遺，从而瓦解藩镇势力，加快削藩步伐。

如为使魏博镇归顺，动用150万缗巨资赏赐，6州百姓免除赋税一年。“军士受赐，欢声雷动”成德、淄青等镇人听说后，叹曰：“倔强者果何益乎!”对其他藩镇之人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为犒赏诸镇兵出征，朝廷也每每花费巨额财货，这类事例在记载中，屡见不鲜。

在武力征伐、金钱收买的同时，宪宗对某些节帅也利用姻亲、加官晋爵或赐以姓氏等办法，进行分化拉拢。如以普宁公主下嫁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颇之子，赐魏博田兴之名为田弘正，授宣武节度使韩弘为司徒、平章事等，都收到很好效果。

使田弘正忠心奉国，在平定淮西、淄青之乱中建立功勋；韩弘为使相后，没有协助吴元济叛乱，反而出兵协助朝廷扫平叛镇。

三、唐宪宗削藩成功的历史作用

宪宗元和时期的削藩战争，历时14年之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唐廷的威望有所提高，出现了自安史之乱以来前所未有的统一局面。清代学者翟蔼评论说：

“宪宗立，平夏、平蜀、平吴、平淮西、平淄青，宏正入朝，承宗削地，刘总归命，恢然中兴之美也。”

现代史学家岑仲勉说：“宪宗英武，视肃、代、德三宗稍胜，故元和之治，凌驾中唐。”他们对宪宗朝削藩战争的胜利，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宪宗元和时期一系列削藩战争的胜利，提高了朝廷的威望和地位，使朝廷政令一时通达全国，人们梦寐以求的荡平藩乱、恢复一统的愿望初步实现。元和十四年(819年)三月，横海节度使乌重胤上奏说：

“河朔藩镇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余年者，由诸州县各置镇将领事，收刺史、县令之权，自作威福。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职，则虽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独反也。臣所领德、棣景三州，已举牒各还刺史职事，应在州兵并令刺史领之。”

此议得宪宗的赞同。

次月，下诏令诸道节度使、观察使、都团练、都防御、经略等使，所统支郡兵马，并归本州刺史统领。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州刺史的地位和权力，减少叛乱割据的因素。这个措施也只有在扫平藩镇叛乱后才有可能推行。

在胜利的形势下，各地藩镇纷纷遣使进贡，有所谓“助军”、“贺礼”、“助赏”等名目。不少强镇的节帅要求留居京师，如宣武节度使韩弘、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等。卢龙节度使刘总，“亦见河南、北皆从化”，心中恐惧，上表乞求允许弃官为僧。在宪宗末至穆宗初年，国家政令基本畅通，即使在河北地区也是如此。朝廷上下，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但是，也要看到“元和中兴”的局限性。宪宗在削弱藩镇割据的基础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仅限于提高刺史的地位和权力。而节帅们专擅财赋的情况并无改变，仍然掌握有本道的财政、军大权，这样他们仍具有募养职业兵的可能，节帅的兵、财政三权不去，藩镇割据叛乱的基础就仍然存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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