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中期，秦国19年3战晋国，且获两胜！为何反而秦国一蹶不振？
看着《大秦帝国》第一部，一直有个疑问，为何秦穆公时期煊赫一时的秦国，为何会被三晋之一的魏国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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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可能要从春秋中后期的三场秦晋战争中寻找。
1、麻隧之战
麻隧之战是秦自崤函战役后与晋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决斗，晋大胜而秦战败后一蹶不振。
春秋中叶的列强争战中，晋、楚实力最强，构成争霸的两极格局；秦、齐两国力量次之，对列国争斗形势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原各小国则投机摇摆于晋、楚两大国之间，归叛无常，完全视两强势力的消长行事，中原形势纷纭复杂变幻莫测。
秦、晋崤之战结仇后，大小战争频繁，但晋仍有力与楚在中原决斗，晋战略出击的重点一直在中原，对地处偏僻的西方大国始终无暇予以有力打击。秦、晋战争多由秦挑起，晋除偶尔在河西发起过争夺一城一池的小战役外，从未将战略打击的重点西移。
相反晋、楚间大规模战争不断，互有胜负，每战都对中原格局有重大影响，像爆发于公元前632年到前597年的城濮大战、祇水之战、北林之战、颖北之战和泌之战都是如此。围绕控制中原郑、卫、许、曹、陈、蔡、沈等小国的战争多不胜举，仅为争夺郑国的大小战争不下十次。
然而由于秦、楚联手，晋在战略上长期处于背腹受敌的不利境地，难以完全实现战略宏图。
若能与秦、楚中一国言和，便可全力对付另一国，如何拆散秦、楚联盟便成为晋君臣的一项战略任务。
秦国地处西陲，独霸西戎后，只能向富庶而又重要的东方拓展，否则，只能局促于关西，难有作为，东进也是穆公以来确定的基本战略方针，晋国是秦向东扩张的首要障碍，两国的战略矛盾决定其敌对关系，与秦实现真正的和解，实属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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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晋统治者仍为此付出巨大的外交努力。公元前582年，秦趁中原混战之际，联合白狄攻晋，但晋仍在公元前580年，设法与秦修好，两国夹河而盟，是为令狐之盟，秦桓公归而背盟，晋的外交努力失败。
与此同时，晋也积极开展与楚的和平外交尝试。公元前582年，晋景公主动释放被俘楚将钟仪，使之回国传达和好信息，两国关系缓和，恢复使节往来。晋还利用宋国重臣华元与楚令尹子重和晋权臣栾书的友好关系展开外交工作。此时楚国受到强盛起来的吴国威胁，为了全力对付吴国，楚也需与北方强国缓和关系。晋楚有了共同需求。
所以，公元前579年，经华元穿梭外交活动，晋楚达成和议，次年晋楚与各国诸侯会盟于琐泽。中原安定，晋的南方威胁解除，伐秦的国际环境已完全具备，只待时机。
秦桓公违背令狐之盟后，又暗中联络楚国攻晋，楚权衡利弊后将此事通报晋国。晋君臣抓住机遇，大造舆论，声讨秦国，争取诸侯国的军事支持。
公元前578年，晋派吕相携国书赴秦与秦绝交。晋出色的外交活动争取到各国兵力援助，秦国陷入孤立，麻隧之战在秦处境极为不利的形势下爆发了。
是年四月，晋厉公派栾书为中军主将，率上、中、下和新军，共四军，并纠集齐、鲁、宋、卫、郑、曹、邾、滕八国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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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军声势浩大，士气旺盛，攻进秦国，很顺利地进至秦腹心地带。
晋国四军加上八国诸侯部队估计总兵力约十万左右，秦在穆公鼎盛时期也只是三军之制，此时倾全力以赴敌，总兵力也只四万上下，所以从战略全局到战场力量对比，晋都占绝对优势，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
敌寇深入，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秦国军民决心殊死抗战，他们在泾水东岸沿线布防阻击。五月，晋方联军攻至麻隧（陕西省泾阳县北），两军发生激战，终因力量多寡过于悬殊，秦军难以抵敌，部队损失严重，余部且战且退，退守咸阳一线，诸侯联军涉泾河追击至侯丽（陕西省泾阳县南）方收兵。
战争中联军的曹宣公阵亡，秦将成差、女父等被俘，战争激烈由此可见一斑。晋国击垮秦军主力的目的已实现，立即班师回朝。晋厉公亲自到新占领的秦地新楚（陕西省大荔县朝邑境内）迎接凯旋的各国将士。
麻隧之战是秦国外交军事的双重失败，虽未三军覆灭，但损兵折将，痛遭重创。深入秦境的各国联军必然大肆虏掠，饱载而归，秦的人力物力损失定很严重。
战后十多年，秦国实力不振，无力与晋单打独斗，只偶尔乘机在晋楚争战中作点小动作，长期未能再形成对晋的威胁，使晋能够与楚展开新一轮的中原争战。
2、栎之战
麻隧战败后，秦的国力兵力受到重创，失去单独与晋国较量的基础，但秦不甘局促于西方，企图捕捉晋楚争霸无暇顾及的良机，快速突袭晋国，获取小利。这样便有了栎之战和棫林之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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栎之战发生在公元前562年，其导火线却是郑国拉响的。郑处晋楚之间，争夺中原必先争夺郑国，晋楚为控制郑国经常兵戈相向，郑为求自保游走于两强之间。然而，亲楚则晋伐之，亲晋则楚攻之，长期奉行朝秦暮楚的实用主义外交和军事路线，国家总处于危难境地。
这个时期，楚因受吴牵制，中原争战晋已略占上风，郑君臣极欲得到晋国更为牢固有力的庇护。
为达此目的，他们策划了一个方案：
先向亲晋的宋国开战，晋必然会兴师问罪，这时便向晋纳诚，与之结盟；如此，楚军必不会善罢甘休，又会来讨伐郑国，郑及时投靠楚国；此举会激起晋国武力报复，一旦晋楚再次动武，楚将难以抵敌，郑乘机坚决亲近晋国，将会取得晋强有力的保护，国家便会安宁一段时期。
公元前562年夏，郑国子展领兵侵宋，晋国马上作出强烈反应。四月，晋率齐、鲁、宋、卫等十三国联军围郑。六月，郑向以晋为首的十三国联军求和。七月，在毫（山东省曹县南）与晋缔结盟约。楚对郑背盟之举甚为恼怒，决定惩罚。楚请求秦共同出兵击郑，此情正中秦东进下怀，即派右大夫詹率师配合楚军。
两国联军伐郑在即，郑又向楚求和，并说服楚去攻宋。七月二十七日楚、秦、郑三国联军攻打宋国，此举又激怒晋国。
九月，晋悼公召集各国诸侯军队伐郑，兵临郑国都城下。郑国见时机成熟，一边向晋请和，一边向楚解释；为了江山社稷，郑不能再归向楚君，君王或以玉帛安抚晋国，或以武力威胁晋国，否则，郑国只有屈从于晋国。
楚国没想到十余国诸侯之师对晋之命令如此顺从，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半年间两次集合在晋国旗帜下，知道无法抵敌，没有出兵，并扣押郑国使臣。九月晋郑双方议和，十二月再次正式结盟。这次战役，晋国联军禁止对郑侵掠，并释放郑俘以示仁德，赢得郑人好感，心悦诚服地归顺晋国，不再背叛晋国长达20余年，楚国争郑也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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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原干戈不息的同时，不甘寂寞的秦国还派出另一支部队乘机攻晋，欲从侧后牵制晋军以策应楚国救郑军事行动。当时，晋正面战场在郑国，主力部队大多在中原前线。秦军兵分两路。庶长鲍先率一支部队进入晋国，晋国新军主将士鲂带兵阻击，但士鲂欺秦兵力弱小而轻敌，未作认真的攻防部署。
等到十二月五日，另一支秦兵由庶长武率领，从辅氏（陕西省大荔县朝邑东北)渡河进入晋土，与庶长鲍的部队两相呼应对晋军形成夹击之势。十二日，两军交战于栎（山西省永济县西南黄河东岸）。
晋军准备不足而又两面受敌，被击败。秦军因晋郑早已言和数月，虽获小胜而不敢滞留，及时撤回河西。
这是自麻隧战后，十六年来秦对晋作战的首次小胜，虽可鼓舞士气军心，但战役对局势影响极微。
在这年的中原冲突中，秦无力扛起反晋大旗，再度充当了楚集团的配角，而且栎战小胜埋下了三年后棫林战役的火种。
3、棫林之战
公元前559年，晋发兵前来复仇，洗雪栎之战失败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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慑于晋之威逼发兵响应的有齐、鲁、宋、卫、莒、曹、邾、滕、杞、郑、小邾十三国，晋中军主将荀偃为联军统帅。
晋国此时早有六军建制，若出兵一半已是三军，加上诸侯军，总兵力估计十几万。
联军数量占绝对优势，声势浩大，秦军不断败退，联军很快攻至秦国腹地，兵临泾河沿线，秦军也集中兵力在这一带阻击敌人。
联军多系被逼而来，行动并不积极，到了泾河，诸侯军不愿冒险过河，在荀偃督促下才陆续涉河，沿泾水驻扎待战。
秦军力弱不与之硬拼，改而采取智取，他们在泾水上游投入大量毒药，联军饮用泾河水，人畜中毒而死者众多，致人马严重减员，军心浮动士气低落。
郑国司马子峤率郑师为先锋，联军继进，攻至棫林（陕西省咸阳市北）。秦军且战且退，损失不大，故始终不屈服不求和。这时，联军已处两难境地，因部队减员士气低落，将领意见分岐，欲攻胜算不大；欲退，十多万大军无功而返，有损军威。
主将荀偃未与诸将商议，发出孤注一掷的命令：
“鸡鸣套车，填井平灶，只看我马头行事！”大有决战之势。
骄横傲慢的下军主将栾黡却违抗军令，大叫：“晋军从未有过这样的命令，我的马头要向东！”擅自率下军不告而别向东撤退。
作为联军主力的晋军的分裂事件，引起全军思想混乱，进退失据。显然挺进作战已不可能，形势严峻，荀偃慨叹：“我的命令有点过分，悔之莫及”。只好下令全军撤退。
这时栾黡之弟栾緘再次违反将令，率部攻击秦军，全部战死。秦军未敢追击强敌，晋军安全撤回东方。
此战，晋国目的在于打击秦楚联盟，击败秦军则可削弱楚集团实力，战后，在中原争夺中晋始终略占上风，从这个角度讲，战略目标基本达到。但在战役上，晋并未获预期成效，秦军败退是有计划后撤，军力未受重创，并在具体战役中获得若干胜利。
晋军的军纪松弛，将帅不和影响战争效果，战役目标并未达到。
《史记·秦本纪》载：
“（秦景公）十八年，晋悼公强，数会诸侯，率以伐秦。败秦军，晋兵追之，遂渡泾，至棫林而返。”是切近实际的。
《晋世家》云：“晋使六卿率诸侯伐秦，渡泾，大败秦军”则不确切。
麻隧战役与此次战役相距十九年。
两次战役都由晋率十余万大军攻入秦之腹心地带，秦军虽然免于重创，但大军掠夺给秦国财力物力造成的损失不可轻视。自此秦国直到战国前期，国力受损一直没有缓过来。
棫林之战成为秦晋间近百年战争的结束曲，是必然结果。此后，整个春秋中后期秦国除了参与两次援楚战争外，再未出关参加中原争夺战，奉行务实策略，致力于经略关中根据地，先后灭大荔，伐绵诸，攻义渠，休养生息积聚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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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多半个世纪的秦晋争斗，秦在经济实力与兵力对比上均不及晋国，秦虽可与晋争一日之长短，但从战略全局上与晋争高下的时日远未到来。秦君臣的东进关东的战略是脱离实际的，受阻后，在无奈中经营关中基地的方略反而是合乎国情的明智之举。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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