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中只有华佗，为何没有医圣张仲景？医圣难道是假的吗
说起东汉末年的名医，大家可能会首先想到华佗，毕竟华佗在《三国演义》中可有不少戏份，在《三国志》这样的正史中也有着专门的记载。而东汉末年的另一位名医——张仲景的名气就比较小了，不但《三国演义》中张仲景并未出场，就连《三国志》中都没有对于张仲景的任何记载。因此有人提出了疑问，张仲景真的存在吗？如果他真的是医圣，为什么正史不记载他呢？为什么他的名气不如华佗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看一个小故事。战国时期，名医扁鹊四处游历，遇到了魏文王。魏文王就问他说：“听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会医术，那么谁医术最高呢？”
扁鹊答道：“我大哥医术最高，二哥次之，我医术最差。”
魏文王有些疑惑：“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您名气最大呢？先生您莫不是在谦虚吧？”
扁鹊回答说：“不是谦虚。我大哥给人看病，都是在人家的病发作之前给人家铲除病根。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患者的病在发作之前就治好了，自然不会认为自己有病，也不会认为是我大哥治好的。因此我大哥的名气仅限于家中，只有我们家里人才知道他的本事。”
“而我二哥给人看病，是在病刚发作，病情初起的时候给人治好。那个时候虽然患者已经感觉到了症状，但并不严重，因此大家认为他只是能治一些普通的小病，治不了大病。所以我二哥的名气仅限于乡里。”
“而我扁鹊给人看病，是在人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时候再下猛药，做手术进行治疗。大家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调配各种复杂的药剂，最后把病人治好，便认为我有妙手回春，起死回生的本事。但实际上，这只是因为我的医术不如两位兄长，只能在患者病情严重的时候再进行治疗罢了。”
这个故事，其实就解释了张仲景名气不大，而且并未写入正史的部分原因了。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曾将疾病的过程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阶段，并提出了“上医医未病，中医医欲病，下医医已病”“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于既逝之后”的理论。
而张仲景所处的时代虽说早于孙思邈，但其理念是有相似性的，他同样也是一位致力于在“已病”之前就将疾病治好的医生。与华佗经常做大手术不同，张仲景希望能够在患者的病情恶化之前就解决问题，因此没有那么多出名的机会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这也只是张仲景名气不大的原因之一，要想搞清楚全部的原因，就要从张仲景的经历讲起了。
张仲景出生于南阳涅阳县，也就是今天的河南邓州一带。由于缺乏详尽的资料，张仲景的具体出生年份已经无法确定，只能根据少量的记录大概推测是出生于公元150～154年之间。他的去世年份同样没有记载，也只能粗略推断是在公元215～219年之间去世。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张仲景在历史上的受重视程度确实远远不如华佗。
张仲景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父亲张宗汉是个读书人，也是朝廷官员。张宗汉一心想让儿子继承自自己的事业，张仲景也确实曾努力读书，希望能进入仕途。但残酷的现实让张仲景对于仕途渐渐心灰意冷——他不是仕途不顺，更不是当不上官，而是因为东汉末年的官场极度腐败。张仲景在其中感到无能为力，便彻底对朝廷失去了信心，索性当了个医生，希望能靠治病救人多拯救一些百姓。
张仲景也不是没有尝试过靠做官，靠政治来改变这一切。他不但做过官，甚至还做过长沙太守这样的高官，管理一个郡的事务。由于他父亲的影响力，张仲景在“举孝廉”中赢得了这个官职。长沙是个大郡，下辖9个县，治所湘县就位于现在的湖南长沙，由此可见张仲景的地位。然而即便是张仲景这样级别的官员，在东汉末年那个腐朽的大背景下，在实际施政中也感到无能为力。最后张仲景索性放弃官职，专心悬壶济世。
有人可能奇怪，为什么张仲景这种级别的官员都感到无能为力呢？会不会是他自己施政能力不行？要明白这一点，以及张仲景为什么对仕途如此厌恶，我们就得了解一下东汉年间，尤其是其末期的社会情况。
西汉末年，王莽夺权篡位，建立了“新朝”。他决心依上古儒学行事，复古改制，但古制早已不适合此时的形势，最终王莽以及新朝都被淹没在了群雄并起的浪潮之中。最终汉光武帝刘秀削平群雄，建立了东汉。东汉尽管打的也是大汉的旗号，但其实其制度已经和西汉有了相当多的不同之处。光武帝刘秀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对世家大族作出了太多妥协，导致大地主的力量急剧膨胀，刘秀后来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剥夺其部分特权，却引发了大规模叛乱，最后不得不还是以妥协收场。
开国之君刘秀都没能解决的问题，后代皇帝自然更解决不了。最终东汉形成了特殊的“庄园经济”，大地主拥有极大的能量和自治权，他们进可以谋求朝廷官位，退可以成为地方霸主。而在百余年的土地兼并之后，自耕农已经大量减少，大批农民为避税投入了大地主麾下，大地主由此拥有了更为强大的力量，甚至私兵，成为了一个个小型王国。而朝廷无力从大地主手中征收税赋，便将税收转嫁到了普通百姓身上，导致普通百姓的负担更为沉重。
在“明君”在位的时候，这一现象还能有所缓解，但到了汉桓帝、汉灵帝的时代，中央的控制力逐渐崩坏，最终导致了朝廷秩序的彻底崩溃，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局面就此形成。朝廷腐败不堪，军阀割据一方，百姓或做牛做马，或流离失所，这就是少年张仲景所目睹的世道。
而到了年龄渐长之后，张仲景更是越发对朝廷感到失望。无数的百姓在天灾人祸中悲惨地死去，然而朝堂上的官员们只关注权力斗争，地方上的豪强们只关注扩张势力。哪怕张仲景成为了长沙太守，也根本无力扭转这一趋势。他不是佞臣，不愿同流合污。他不是曹操，没有那么厉害的权谋之术。他也不是张角，传统的忠孝观念和家族传承使得他既不能，也不愿起兵造反。尽管“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是那么吸引人，但对于张仲景而言，治病救人，尽可能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多拯救一些百姓就是他最好的选择。
而在年少时，张仲景就已经开始学习医术了。对于张仲景这样官宦人家的子弟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知道当时医学被视为“贱业”“方术”，而行医的人也被视为低贱之人。张仲景这样本来有着大好前程的读书人跑去学“低贱”的医术，必然会遭到强烈反对。但张仲景却十分坚定，他10岁左右时就拜同郡医生张伯祖为师，苦学医术。
张仲景在学习上十分认真，而且很能吃苦。上山采药，熬制各种复杂的汤药，乃至各种杂活他都能干，最可贵的是他还保留了淳朴善良的宝贵品质。当时许多医生不是对症下药，而是“对人下药”。如果患者是豪门大户，就战战兢兢，认真医治。如果患者是寒门小户，就随意糊弄。而对于那些完全没有钱的流浪百姓，他们就置之不理。而张仲景则一视同仁，不管患者是什么人，他都会认真医治，不在意他们的身份。张伯祖也被张仲景的精神打动了，将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了他，这也成为了张仲景名医之路的起点。
而张仲景最著名的著作，大概就是他的《伤寒杂病论》了。这本书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当时天下大乱，又有饥荒和瘟疫，大批百姓患上了伤寒。而在此时又有许多庸医趁火打劫，他们中有许多人其实师出名门，但却只想着赚钱。“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随便诊一下脉，问患者几句话便开方抓药，完全不负责任。还有些医生，自己医术不精，就只能以鬼神来唬人，说患者是惹怒了鬼神，因此无可救药。甚至部分医生自己都把医术视为“贱业”，一心只想着向上钻营，能够在治病中得到某位达官贵人的赏识，从而谋得一官半职。
面对这些情况，张仲景十分愤怒。他决心写一部综合性的医书，讲述包括伤寒在内的许多疾病的治疗方法。为此他阅读了大量古代医书，又结合自己治病救人的经历，写下了一部内容丰富的医学巨著，这就是《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也不仅仅是一部医书，同时还包含着张仲景的社会理想。他在《伤寒论序》中悲愤地写道：“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简而言之，就是怒斥当时的医生，乃至整个世族体系的不学无术，迷恋权势，却对百姓毫不关心。这也让张仲景被视为愤世嫉俗的“异类”，在当时的主流医学界遭到排斥，成为了张仲景声名不显的原因之一。
但是，无数受过张仲景恩惠的百姓却牢牢记住了他，让他在千年之后被史家重新回想起来，并获得了“医圣”的称号。而其中最著名的故事，大概就是“娇耳”了。
张仲景弃官回乡后，当时已经天下大乱，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又因为正值冬季，许多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把耳朵都冻烂了。张仲景非常同情这些人，就制作了“祛寒娇耳汤”给他们吃。张仲景的徒弟在一片空地上支起大锅煮汤，里面则是热气腾腾的“娇耳”，实际上是包裹着羊肉等馅料的面皮，因为形状像耳朵，因此叫“娇耳”。后来此物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有了“娇子”的称呼，最后演变为了“饺子”。
然而，尽管张仲景给百姓制作“祛寒娇耳汤”，他也只能救活家乡附近的一小部分人。尽管张仲景四处给人看病，他也只能救活自己路途中遇见的少数人。而这世间最大的疾病——穷病，以及其引发的无尽苦难是张仲景无力治疗的。他竭尽全力悬壶济世，但对于这个“天下之病”却无能为力，只能目睹着无数百姓死于非命。这，就是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发出愤怒呐喊的原因了。
综上所述，张仲景名声不显的原因，其实就是他往往治病于发病之前，且愤世嫉俗而受到主流医学界排挤，又更关注普通百姓，而非世家大族，因此在当时很少有记载。但人民终将记住值得记住的人，他的贡献也将永远流传。
张仲景一生治病救人，希望能靠医术尽可能让那个黑暗的世道不再那么暗淡无光。他在那个群雄并起的乱世中发出了愤怒的呼喊，却也只能无奈地看着大批他无力救助的百姓死于那些“英雄豪杰”们的野心。或许，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就是对张仲景心境最为贴切的描述：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