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增兵，北部失守：明英宗仓促间决议亲征
正统十三年（1448）春，朝廷上下沉醉在征伐麓川大捷的气氛中，大概没有人还记得刘球八年前的预言：“麓川荒远偏隅，即叛服不足为中国轻。而脱欢、也先并吞诸部，侵扰边境，议者释豺狼攻犬豕，舍门庭之近，图边徼之远，非计之患上也。”
刘球不幸言中，就在明帝国一次次向西南增兵的这些年，北部瓦剌部的枭雄也先乘势崛起。早在宣德年间，也先的父亲脱欢就开始对各部进行兼并战争，蒙古两大强大部族瓦剌、鞑靼部众皆归属于脱欢麾下。脱欢于正统四年（1439）病死后，其子也先嗣立，自称“太师淮王”，其能力与野心都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趁明朝大举对西南用兵无暇北顾之际，迅速发展扩张，联合沙洲、赤斤蒙古诸卫，并在正统九年（1444）公开宣布建立甘肃行省，并给当地诸部首领授予职衔，大有与大明分庭抗礼之势。正统十年（1445）发兵攻打哈密卫并将其控制，次年又率兵东进，攻打兀良哈三卫，此三卫于正统九年（1444）被明军征伐过，人心本不向着大明，因此很快就倒向也先，充当其先锋。随后也先又“破兀良哈，胁朝鲜”。对于也先扩张，英宗无暇调兵征伐，只能采取消极防御策略，坐视着继元帝国瓦解之后，大漠之上又兴起一个蒙古贵族建立的政权崛起壮大。
自正统九年以来，也先诸部寇边次数越来越频繁，但英宗朱祁镇的对策却趋于消极，这当然与朝廷重兵南征麓川有很大关系。到正统十二年（1447）二月，巡抚大同宣府的右副都御史罗亨信等人就上奏说也先屡次寇边骚扰之事，并认为其驻地不远，恐怕有伺机为患之意，主张加强守备。然而明英宗批复却认为蒙古军已撤去，没必要小题大做。没过多久，大同左参将都督佥事石亨也拉响警报，他上书称：“也先屡犯边，及秋尤可虑。”又一次为明王朝拉响警钟。
云纹金束发冠，明，南京中华门外将军山沐晟墓出土，现藏南京市博物馆
种种迹象表明，也先已不是单纯寇边劫掠，大举犯边已是必然。到了正统十四年（1449）正月又发生一件事，锦衣卫指挥使吴良出使瓦剌时忽然被也先扣留，在被扣期间吴良发现也先在积极备战，蒙古诸部正进行战争动员，必是要兴起大规模战事，于是秘密派人逃回北京密报，说本年初秋蒙古诸部将大举进犯，应早作防范。
果不其然，到正统十四年（1449）六月十七日，朝廷得知瓦剌将犯大同的消息，证明吴良年初给的情报十分准确。英宗令太保成国公朱勇挑选马步精锐45000人分别开赴大同和宣府防御。到了七月，瓦剌骑兵分道大举入寇，大同、宣府、辽东等地硝烟四起，参将吴诰战死，北地局势日益紧张，大明帝国建国以来从未遇到如此严峻之局势，无论是朱祁镇还是王振都已无法回避这一问题。正如本文开篇的一幕，前线战事急如星火，朝臣惊慌失措之际，内廷忽然传出圣上决议亲征之旨意。亲征乃国之大事，况且当下也先势头正旺，短短两天就仓促决议亲征简直如同儿戏，朝中但凡有点清醒的大臣都知道此举太过轻率，很快由吏部尚书王直牵头，廷臣合章劝谏，提醒英宗“且兵凶器，战事危，古之圣人敬慎而不敢忽。今以天子至尊而躬履险地,臣等至愚以为不可……”
面对群臣苦口婆心、入情入理之劝谏，英宗回答同样铿锵有力，表现得颇有英雄风范，他说：“卿等所言，皆忠君爱国之意。但虏逆悖恩，已犯边境，杀掠军民，边将累请兵救援，朕不得不亲征率大兵以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