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我国的宋朝在人类历史上发明了最早的纸币——交子，然而它的使用范围具有区域性，只是在四川和陕西一带流通。元朝才是世界上第一个全面实行纯纸币系统的帝国。忽必烈于公元1260年在开平即大汗位，纪年为中统元年。“当年，他发行了蒙古政权自己的纸币——中统宝钞，同时禁止黄金、白银和铜钱作为货币流通。于是，中统宝钞成为忽必烈统治地区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元朝从此建立了单一纸币制度。”[1]事实上，中统宝钞用今天的语汇来说还是银本位制，银子虽然不能直接流通，但是政府承诺中统宝钞可以兑换白银。[2]

交子

元纸币的制作

传奇的冒险家马可·波罗在他的著作 《马可·波罗行记》[3]里生动地描述了元帝国的纸币制造和流通，将纸币的本质揭示得一目了然。马可·波罗自称在可汗的朝廷里服务了17年 （1275-1291），也就是忽必烈在位的时代 （1260-1294），记述下来的奇闻逸事可谓各式各样。不过最让马可·波罗叹为观止的当数元朝可汗对纸币的运用了，因为他将元朝可汗的造币直接称为 “点金术”。

马可波罗画像

元史专家冯承钧先生根据沙海昂（A. J. H. Charigon，1872-1930）注释的版本翻译的《马可·波罗行记》，第九十五章的标题就是 “大汗用树皮所造之纸币”，其制作过程是这样的：“此币用树皮作之，树即蚕食其叶作丝之桑树。此树甚众，诸地皆满。人取树干及外面粗皮间之白细皮，旋以此薄如纸之皮制成黑色，纸既造成，裁为下式。幅最小之纸，值秃儿城之钱（deniertournois）一枚，较大者值物搦齐亚城之银钱（grosvenitien）半枚，更大者值物搦齐亚城之银钱一枚。别有值物搦齐亚银钱五枚六枚十枚者，又有值金钱（besantd'or）一枚者，更有值二枚四枚五枚以至十枚者。此种纸币之上，钤盖君主印信，由是每年制造此种可能给付世界一切帑藏之纸币无数，而不费一钱。”[4]这段话的意思说，这种纸币是用树皮做的，就是供蚕吃叶子的那种桑树的皮。这种树多得不得了。把这样的树皮切成不同大小的尺寸，代表不同大小的银币和金币的金额，再在这种纸币上盖上君主的印鉴。这样一年可以制造出大量的纸币，数量之巨可以用来换回世界上所有国库之需，而且较之制造金属货币来购买，简直可以说是不用钱。

忽必烈像

冯承钧先生补充的剌木学本更加详细地描述了这种纸币的制造过程：“此种纸币制造之法极为严重，俨同纯金纯银，盖每张纸币之上，有不少专任此事之官吏署名盖章。此种程式完毕以后，诸官之长复盖用朱色帝玺，至是纸币始取得一种正式价值，伪造者处极刑。”[5]意思是说，所有这些纸币都是以尽可能庄严和权威的形式来制作，就好像它们是真的金子和银子一般。在每一张纸币上，都要由各类官员履行各种职责——其实就是签字和盖章。当一切准备妥当，可汗委任的官员将可汗的印信染上朱砂，盖在纸币上，然后这样的一张纸币就获得了价值，成为元朝认可的钱了[6]。两者在纸币运行的执法框架的叙述上是完全一致的，任何伪造者都将处以极刑，显然这个制造过程与商品货币有本质的不同。看来，元帝国的纸币制造是一个自我庄严的过程，它的价值来源于可汗的图章，伪造是死罪。也就是说，只有可汗可以零成本地换取帝国内任何劳动果实，其他人的效仿罪该当死，因为这是可汗的垄断生意。

元纸币的发行和流通

那么这种零成本制造出来的纸币怎么才能让大家心甘情愿地接受并作为交换媒介呢？也很简单——严刑峻法。马可·波罗继续写道：“既用上述之法制造此种纸币以后，用之以作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臣民位置虽高，不敢拒绝使用，盖拒用者罪至死也。”这就是说，这种纸币作为支付手段，不许拒收，无论你的地位有多高，拒收就是死罪。因此，让大家接受这种纸币作为交换媒介，是靠国家律法来规定和维持的。

与此同时，纸币的发行被可汗的朝廷所垄断，任何人伪造都是死罪。这项法律保证也与维护纸钞的购买力有点关系，因为要是纸币的供给增加，势必对纸币的购买力造成损害，也就是纸钞相对于货物贬值，危及纸币持有人的利益。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垄断纸币制造的政府首先就要自己接受纸币作为缴纳税负的税款。因为连自己都不接受纸币，怎么在社会上推行？通货膨胀会使所有的纸币都贬值，发行人收到的税款也一样，所以政府持有的纸币的购买力也一样会下降，因伪造的纸币而增加的货币供给同时也损害了发行人的利益，致使发行人也要去与伪钞制造者争夺社会上有限的货物。这样最有可能造成的局 面 就 是 制 造 更 多 的 纸 币，加速通货膨胀直到纸币变得一文不值。[12]

事实上，元帝国的建立以野蛮征服为基础，初期的几个政策都极大地摧残了社会经济的发展：(1) “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13]简言之，凡是蒙古铁骑攻下的城池，只要有人敢扔石头，就当是抗拒，马上杀掉。元灭金时，得到的居民户数比金朝鼎盛时期减少了89％；元灭宋时，得到的居民户数比南宋嘉定十六年 （1223）减少了26％。这些减少的人绝大部分是被蒙古兵屠杀的。(2)把强占的蒙古以南的农业地区的良田改成牧场，致使大片土地荒芜。(3)强征农业用马补充军需。[14]因为北宋与金，元与金和南宋的连年战乱，使得北方的经济远没有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发达，作为支持商品流转和交换的媒介铜钱也大都集中在南方。[15]北方缺少铜钱的供给，又逢帝国不断以武力征战而扩大版图，急于支付各种军需供给、朝廷开支和宫廷费用。税收完全赶不上支出，巨大的财政赤字年年累积。因此元帝国对宋代交子这个无本万利的纸币所能给朝廷提供的便利情有独钟，并且有能力靠武力恐吓通行于全国，以几乎无成本的方式换回各种实物货品以供军队、朝廷和王室贵族消费，这倒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说白了，这本质上就是明抢。纸币成为了元帝国唯一的法定货币，这在世界古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16]当然在世界现代史上就是常态了。

元朝纸币帝国的崩塌

既然元帝国可汗有零成本获取世界一切财宝货物的 “炼金术”，那为什么没能保住帝国呢？事实上，元帝国的开疆拓土堪称武力神话，但是它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个彻底的灾难，使得元帝国成为历史上中国大一统王朝中较为短命的一个。究其原因，可汗这个神奇的“炼金术”可算是元帝国灭亡的催化剂。当然，要是元帝国的纸币制造数量真如马可·波罗所描述的那样，那么源源不断的天量纸币供给造成的通货膨胀致使其失去购买力，是臣民们要面对的烦恼。

1260年起忽必烈发行的中统宝钞还是银本位的，是可以兑换银子的，不过中统宝钞运行20多年后，因为持续的通货膨胀，元朝廷又于1287年引入完全不可兑换的至元钞，宣布中统宝钞与至元钞以5：1兑换，并行流通，中统宝钞即刻贬值80％。[17]面对继续加重的通货膨胀，至大二年 （1309），元武宗又发行至大银钞，并规定其兑换率为：至大银钞一两兑换白银一两，兑换至元宝钞五贯，兑换中统宝钞二十五贯。忽必烈最初发行中统宝钞，规定它以两贯兑换白银一两，至此它对白银法定贬值了92％。[18]这还不算，元朝廷又于1310年开始大量铸行小面额的 “至大通宝”铜钱，并诏令与历代古旧铜钱并行使用，宋代的各种铜钱按原来的名义面值流通。[19]结果流通不到两年，就因为人们囤积铜钱而抛售纸币没能在市场上流通开。[20]就这样，元武宗钱钞并行的尝试相当短命地以失败告终。

中统宝钞 图片来源：中国政府网

元帝国朝廷财政自始至终是极度困难的，只好在货币上打主意也是可以想见的。钞法异常混乱，钱钞并行也一直是元朝廷里备受争议的话题。这个现象事实上反映了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对纸币的排斥和对使用铜钱的坚持。所以在确立纸币的唯一法偿地位后又实行钱钞并行，对于元政府来说实乃不得已而为之。元政府明令禁止民间买卖金银，“但几度解禁，又几度禁止。官府禁止金银流通，而民间自用金银，因此官府又不得不相宜开禁，听从买卖，这使本来就已贬值的纸币贬值得更加厉害了”。[21]元政府为了保障纸币的流通和使用，又几度禁止铜钱的使用， 然而民间用铜钱仍很普遍。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再度开启钱钞并行，铸造“至大通宝”钱和“大元通宝”钱[22]，无非是希望“以实钞法”。而结果正如王祎所说：“钞乃虚文，钱乃实器，钱钞兼用，则民必舍虚而取实。”[23]意思就是说，纸币不是真东西，金属货币才是真钱。让它们同时流通，老百姓一定会将 “真钱”私藏起来，而避免持有纸钞。到了继任的元仁宗，元帝国连冶铜铸币的成本都无法负担了，这样，钱钞并行只一年多就只能回归完全纸本位。[24]

至元通行宝钞 图片来源：中国政府网

还有更逆天的，到了元朝末代君主元顺帝的时候，面对恶性通胀，经济生活萎缩的现实，丞相脱脱再次动议钱钞并行，而且是以纸钞作为铜钱的本位币。这个可真是钱拿纸当本位了。

根据 《元史》记载，至正十年 （1350），元帝国右丞相脱脱召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官，也就是如今所说的各政府部门和有关方面专家学者在朝堂上进行了一次公开的论战。脱脱在更钞法改革案中提议：铜钱一千文以纸钞一贯文为储备，铸造至正通宝铜钱，代表纸币流通。换句话说就是，只要元政府印出来一贯文纸钞，就对应地铸造一千文铜钱投放到市场中去流通。唯一一个敢站出来反对这个更钞法的是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吕思诚。他说：“中统、至元自有母子，上料为母，下料为子。比之达达人乞养汉人为子，是终为汉人之子而已，岂有故纸为父，而以铜为过房儿子者乎！……钱钞用法，以虚换实，其致一也。今历代钱及至正钱、中统钞及至元钞、交钞分为五项，若下民知之，藏其实而弃其虚，恐非国之利也。”[25]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从中统钞到至元钞都是以上等的材料为本位币，来发行下等材料的币。而现在的更钞法就如同达达人收养汉人为儿子，最后自己成了汉人的儿子。所以哪里有拿纸币当老子，拿铜钱当过房儿子的道理？这和用虚拟的钱来派生真钱是一样的道理。今天市面上历代钱、至正钱、中统钞、至元钞和交钞分为五项，如果老百姓把实在的铜钱储藏起来，放弃虚拟的纸币，恐怕会对国家很不利。当然，如同很多王朝末年的故事结局一样，就是这个有病乱投医的昏招依旧实行了，说真话的吕思诚因此抱病回家了。

至正十一年 （1351），铜钱铸了，交钞印了。但是没过多久， “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市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26]这就是物价飞涨，越涨越印，越印越涨，印到多得都数不过来了。运钞的船和车一辆接着一辆，印交币的纸散落得到处都是。在元大都，纸钞十锭都买不来一斗粟，大家干脆就以物易物了。官府和私人手里的钞票都买不到东西了。市场上，纸钞被当作废纸，朝廷也是一样。元帝国的财政很快就在这种竭泽而渔的政策下完全枯竭，一个偌大的帝国就这样土崩瓦解了。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试图沿用纸币，但是执行了不到一年就回归金属货币银本位了。后来，金属货币一直沿用到封建王朝时代覆灭、民国登场之后，这已经是600多年以后20世纪的事情了。

王祎和吕思诚所讲的钱与纸币的实与虚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格雷钦法则 （Gresham's Law）——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劣币驱除良币。[27]如果都是金属通货如金、银，当朝廷人为固定面值，而市场上同时流通足量和非足量的金属币，就同等面值而言，老百姓一定会储藏起来足量的而抛出不足量的，结果是足量金属币在市场上消失。因为不足量的金属币就面值来说是高估了的，所以尽快换成实物资产以实现高估了的购买力。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不同货币的汇率：汇率一旦被人为固定，市场对被低估的货币的持有需求一定高过被高估的货币。这个道理就正如王祎和吕思诚所观察到的：当市场上同时流通金属通货和纸币的时候，老百姓很自然地将到手的金属通货储藏起来，而用本身没有内在商品价值的纸币去市场上买回与金属币同样价值的实物资产，尽快实现纸币的购买力。如果用王祎和吕思诚的话来说，就是实现 “以虚换实”，落袋为安。这对于在生活中每天要面对各种各样交易的老百姓来说，实在是个无师自通的道理。就好像一个家庭主妇进菜市场，面对两打同样价钱的鸡蛋，她自然会挑选个头比较大、比较新鲜的那一打，也就是同等价钱下实现更高的购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