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2年，西夏梁太后率举国兵力东侵，试图以压倒性优势打击宋军一路，开辟前往中原的通道。然而，西夏军却遭遇了出乎意料的战斗，其中军御营甚至遭到击破，西夏军最终狼狈撤军退回夏境。

这是宋军在西北地区向弹性战略防御完全转变的一个特殊战例。宋朝在收回地方军权之前，只能通过部署—战区制度来协调中央禁军与地方藩镇兵之间的关系，直到宋太宗统治中期才完全回收地方军权，中央禁军较之前代规模扩大了数倍。这让中央政府实行更灵活的指挥策略成为可能。

河北地区是最先实行弹性战略防御的试验点，在1004年澶渊之役中，宋军的弹性战略防御已经相当成熟，灵活调动士兵构成两道防线，形成口袋阵并诱敌深入，最终在澶州与辽朝达成和议。

但在西北地区，情况截然不同。弹性防御加大了战役的指挥难度，高度依赖野战军的素质以及将领的指挥水平，并且对地形也有不小的要求。从西北的地势情况来看，复杂崎岖的山路地形显然抑制了军队的机动能力；更为严重的是，在宋夏战争爆发初期，宋朝根本没有高素质的野战部队，而将领在执行相对复杂的指挥任务时也频繁出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宋军的失败。

宋夏战争失败以后，宋仁宗紧急在西北边境地区增设军队。但陕西至西夏一带地势复杂、沙漠无垠，加之宋夏边境山峦叠嶂，导致后勤运输的费用数倍于粮草本身。在防守作战中，由于山峦阻碍，宋军被迫将有限的兵力分布于诸路之间，难以相互救援。据田况奏言：“陕西虽有兵近二十万，戍城寨二百余处，所留极少”（《兵策十四书》），很难形成在河北地区超过10万人的大规模集团。当西夏军队放弃分兵，将兵力投入于一路之时，守军所面临的压力会变得极大。

宋仁宗的影视形象

当时西夏兵制主要介于部落兵制至府兵制的阶段，中央对于各兵团的掌控力并不太强，“既入汉地，分行钞略，驱虏人畜，劫掠财货，士马疲困，奔趋归路，无复斗志”（《宋史·王尧臣传》），西夏军在来时，以劫掠作为动力往往士气高涨，返时却士气低落很难被中央指挥。

另一方面，由于宋军在陕西各路仅能形成三、四万人的机动兵力，无论是前沿防御还是纵深防御都难以阻挡数量众多的西夏兵团，宋军必须针对性转变其防御战略，通过合理的手段集中兵力、选择时机进行反攻，主体上必然以弹性防御为先。

宋神宗的影视形象

弹性防御与前沿防御、纵深防御不同，不要求军队与敌军主力进行正面作战，但在河北地区实行前沿防御的根本在于辽军的攻城能力有限，而河北城防相对坚固。因此，范仲淹在出任经略安抚以后极力主张在诸路修建堡寨，并且招揽当地蕃部充当土兵与弓箭手，以此争取时间训练野战军。

直到元祐时期镇戎军败绩以后，章楶再次强调野战军的作用：“大抵战兵在外，守军乃敢坚壁”（《长编·卷470》），提出集中兵力以野战军对西夏军进行伏击，而非进行消极的防御。

章楶画像

1092年十月十二日，西夏梁太后举全国兵力亲征，沿马岭水发动强大攻势，包围环州，前锋深入环、庆交界口的木波镇。战役发动之前，章楶从间谍处获知西夏军的主要目标在环州，故而在数日前派遣皇城使第七将折可适兼领第二、第六将兵马合计约万人，再联合庆州三将驻军在庆州设伏，并于水源处下毒，下令道：“其沿边城寨只留守兵，不责以战，自余兵马屯庆州，以固根柢”（《长编·卷225》）。

《神秘的西夏》中的梁太后

十月十四日，章楶对夏军发动反击战。当时章楶收到情报，西夏主力部队正在围攻环州。而在四十里外的洪德城、肃远寨及乌兰寨可以作为伏击的地点，故而急忙遣兵绕过西夏主力，分驻三地待命。而这几支部队合起来却也不到三万人，根本不可能与敌军主力进行周旋。按照章楶此前的构想，应“俟其引退，审察前军已远，遣将据要害便利之处，分头讨击之，或翦其尾，或邀其归路”（《长编·卷466》）。

十月十七日深夜，西夏军自环州外围陆续撤退，此时章楶发出信号，令诸将之兵集结设伏。大约凌晨时分，西夏前锋部队刚过，此时中寨缓缓而来，其中正打着梁太后的旗号。在确认这一点后，章楶再次向肃远、乌兰发出信号，三路伏兵同时出击，自左翼对中寨实行冲击与分割。西夏军顿时大乱。

洪德堡战役发生的大致位置

尽管成功伏击西夏军主力，但由于宋军长途奔袭，加之兵力不足，对于西夏军所造成的伤亡实际上不多。在一日一夜的作战之中，宋军甚至被源源不断的西夏军压入城寨之中，几次陷入危局。但宋军却击破了西夏的指挥中心，甚至缴获梁太后的衣物以及一干文印，几乎擒获梁太后本人，也算得上不小战果。

洪德堡战役是宋军在西北地区防御体系转变的标志性战役。这次带有试验性质的战役，章楶以三万对西夏军二十万，成功击破西夏军中寨，给宋朝君臣带来了极大的信心，从细节上完成了西北地区弹性战略防御的构想，为宋军重获战略主动权，也为延安及平夏城两场战役奠定了战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