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后期为何无法实现复兴？三大疑难杂症困扰着帝国
一，藩镇割据
唐朝藩镇之祸，并非起于安史之乱。在唐玄宗时期，为了加强对边疆的控制，防范突厥、回鹘、吐蕃、契丹等民族的侵犯，唐玄宗在北方边疆设置了八镇，这些军镇就是后来藩镇的来源。唐玄宗还放纵军镇节度使的坐大，使其拥有地方的财政、行政、军事大权，甚至重用藩降，使其难以节制。
天宝十节度使
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就是一位来自于西域的粟特人，他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唐朝为了平定安史之乱，也就必须重用其他节度使，并在全国设更多节度使，让藩镇来平定藩镇，显然是不可能彻底的。
762年，史朝义自杀，而原本的河北藩镇诸将纷纷投降唐朝，安史之乱终于算是平定。当时的唐朝主帅卜固怀恩（铁勒人）担心河北藩镇被废除后，自己也将被削弱，于是就提议保留河北藩镇。唐朝经过大乱，再也不想大动干戈，于是也选择了妥协。此后，唐朝又封范阳、成德、魏博三个节度使，合称“河北三镇”，另外还有昭义节度使，应该算是河北四镇。
河北四镇，各有精兵四万，他们拥兵自重，不听朝廷号令，甚至公然与朝廷为敌，割据一方。为了防范河北四镇，唐朝又不得不依靠其他藩镇，于是全国各地的藩镇都坐大了，史称:“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建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
安史之乱后的唐代宗、唐德宗期间，唐朝还要应对吐蕃、回鹘的威胁，只能对藩镇采取妥协的政策。唐宪宗时期，通过战争消灭了一些藩镇，中央集权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唐武宗、唐宣宗时期，大部分的藩镇还能听命于诸侯，但河北四镇却一直和朝廷作对。唐朝农民起义后，藩镇势力进一步扩张，最终导致了唐朝的瓦解。
二，宦官专权
和藩镇割据一样，唐朝的宦官专权起源于唐玄宗时期。唐朝前期的几位皇帝都对宦官进行了有效的限制，唐玄宗上台后，宦官数量从一千多人增加到了三千多人，宦官的地位也大大提高。唐玄宗时期著名的宦官有高力士，他权倾朝野，宇文融、李林甫、盖嘉运、韦坚、杨矜慎、王鉷、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将相都是通过高力士的推荐而被重用的。
唐肃宗继位后，又重用宦官李辅国，使之担任元帅府行军司马事,实际上掌握了元帅府的兵马。收复了长安后，李辅国又“专掌禁兵”,甚至宰相百司的奏章都交给李辅国关白、承旨，如此宦官的权势就逐渐不可控制了。
唐肃宗时期另一位重要宦官是鱼朝恩。758年，鱼朝恩担任了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以节制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九大节度使的军队。鱼朝恩多次以谗言陷害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也利用手中的大权随意改变作战计划，导致了洛阳邙之战的失败。759年，因为鱼朝恩的陷害，郭子仪被罢免职务。直到762年，由于战争形势恶化，唐肃宗才不得不重新启用郭子仪。
762年，唐肃宗去世，李辅国发动政变，收捕越王係，幽张皇后，拥立太子即帝位，是为代宗。唐代宗继位后，李辅国权力过大，一度担任司空和中书令等职位。唐代宗担心自己位置不保，于是利用程元振杀了李辅国。此后，程元振和鱼朝恩两大宦官几乎控制了朝政。
763年，吐蕃入侵，程元振隐秘军情，导致长安被攻陷。唐代宗在多方的压力下废黜了程元振。770年，唐代宗又杀鱼朝恩，唐朝的宦官势力终于得到了抑制。但是，宦官一直掌握着禁军的指挥权。唐顺宗时期，二王、八司马发动的“永贞革新”，就因为宦官刘贞亮的政变而失败。
唐宪宗去世后，宦官又乘机掌权。822年，唐穆宗得病，宦官内枢密使王守澄“专制国事,势倾中外”。后来宦官刘克明又参与杀唐敬宗的事件。至此以后，唐朝的君主基本被宦官控制，史称“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835年，唐文宗不甘被宦官控制，于是和李训、郑注策划诛杀宦官，但是遭到了宦官的反击，各大谋臣遭到杀害，史称“甘露之变”，此后唐帝就成为了宦官的傀儡。
三，土地兼并、财政问题
唐朝前期，在北方推广了均田制，推行租庸调制，有利于缓解土地兼并，使得社会稳定，为盛世创造了条件。但是很快，均田制就因为土地兼并而无法实行。唐玄宗初期重新颁布了均田令，但实际上却无法实施。
均田制被破坏的一大表现就是农民授田严重不足，原本每家每户需要授田120亩，不过绝大部分都没有足额，有的甚至只有10亩、5亩。农户授田不足，但必须按照120亩的足额来缴纳赋税，这无疑是加重了社会矛盾。在开元年间，整个社会比较稳定，呈现出一片繁荣的局面。到了天宝年间，隐秘其中的社会矛盾开始暴露出来。
唐朝的曲辕犁
安史之乱后，关中地区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关东地区又被藩镇控制，整个国家面临空前严重的财政危机。还好的是江南地区还能够为长安输血，韩愈曾说:“当今赋出天下，而东南居十九”。从江南到长安需要经过运河，藩镇又往往拦截粮道，引发长安的粮食危机。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唐朝在安史之乱后重用刘晏。刘晏改革榷盐法，推行“官商分利”，调动民间商人力量来经营盐业，使得江淮盐利收入从不过四十万缗增加到了六百余万缗。刘晏又加强对漕运的管理，在运河两岸驻扎军队，保障江南的赋税、粮食能够运往关中。刘晏的改革让唐朝勉强渡过了财政危机。
唐德宗时期，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两税法统一了各项税收，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征收赋税的多少主要由土地、财产的数量来决定。两税法的颁布拓宽了征税的广度，增加了财政收入。但是这也变相承认了土地兼并的结果，反过来又加速了土地兼并。同时，后来政府又在两税法之外增加新的税种，如“间架税”、“除陌钱”等，百姓的负担进一步加重。
土地兼并、赋税增加，导致社会矛盾加重，特别是江南一带更为严重。859年，浙江一带爆发了裘甫起义，拉开了唐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在唐朝之前，中国的农民起义主要发生于北方地区，而唐朝的农民起义却基本活动南方，说明唐朝对东南地区的剥削是十分严重的。最终农民起义在884年被平定，但唐朝已经名存实亡。此后，地方藩镇直接称王，五代十国已经开始。907年，朱温称帝，唐朝也就是正式结束了。
结语
综上所述，唐朝后期的藩镇问题、宦官问题、经济问题成为了帝国无法解决的疑难杂症。因为这三大问题的存在，使得唐朝后期始终无法走向复兴。不过唐朝的历史却给北宋提供了很好的教训。北宋建立后，致力于根除藩镇势力，加强集权。从此之后，中国就几乎没有出现过藩镇割据的现象。北宋也加强对宦官的控制，使得北宋成为了少数没有宦官专权的时代。为了保证帝国的财政收入，北宋直接将都城定于运河枢纽的开封，以免被地方掌控。当然，北宋的政策也会出现新的问题，这还需要后代来继续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