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医：医者仁心，杏林春暖
传统医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宋代是传统医学大发展的时期，医著增多，医学分科更细，儒学的概念在这一时代广为传播，医者仁心，杏林春暖。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是青年范仲淹树立人生志向时掷地有声的回答。良相者，救民于水火之中，良医者，救人于死生之际。两者兼怀济世之心，自应不分伯仲。
如果站在历史长河的岸边看去，范仲淹的抉择只是雏凤新啼，他所处的宋代正迎来浩荡的尚医之风，儒医群体逐渐形成，医学著作大量涌现，医科分类不断细化，共同托举出一个传统医学快速发展的繁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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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儒医大量出现，以仁爱之心救世济民
以儒行医，称为儒医。儒家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儒者而言，出仕为官、报效国家自然是最好的出路，但医术救人性命，关乎百姓生存之根本，也不可不重视。宋代以前，就有儒者行医，但没有宋代普遍。宋代崇文重教的政策为儒医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鼓舞了众多文人士大夫步入岐黄之路。
在宋代，医生的社会地位显著提高，士大夫奉行“医相同尊，治人犹如治国”的主张，积极参与到各种医疗实践之中。朝廷设立太医局管理医学教育，注重培养医学人才，医学考试与科举考试同时进行，“国家以文武医入官”，也就是说医学考试过关者也可授官。北宋末年，朝廷将翰林医官院的医官分为22阶，其中和安大夫、成和大夫、成安大夫属从六品，成全大夫、保和大夫、翰林良医属正七品，和安郎、成和郎、成全郎、保和郎等属从七品，这也许能解释为何后世称医生为大夫或郎中。“胸次岂无医国策，囊中幸有活人方”，医者借儒学研究医理，将“仁爱”“修身”等儒家思想渗透到医学的方方面面，这对传统医学认知境界升华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杰出医学家许叔微享有“名医进士”之誉，他在习儒同时也精研医学，年纪轻轻行医已有名声。有一年，真州疾疫大作，许叔微上门为百姓诊治，“不以贫贱，家至户到，察脉观色，给药付之”，经他治疗者，十有八九得以存活。许叔微医德高尚、医术高超，“每遇疑难，必阐其蕴，发其微，究其源，穷其奥，以故奇症怪病，皆能疗之。”遇到疑难杂症，许叔微都悉心研究，追溯病根，研究病理，他有着善于探索的精神，师古而不泥于古，因此总能“危病转安，起死回生”。许叔微年过半百方考中进士，为官后他仍不忘行医，人称“许学士”。许叔微对《伤寒论》研究精深，行医重视辨证施治，著有《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普济本事方》等，后世尊为经方派创始人之一。
儒而知医，医儒互参，亦官亦医，这在宋代士大夫中是一种潮流。那位道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学家张载认为，儒和医为一家，医理通于文理。程颢、程颐两兄弟对医理造诣很深，能像医家一样根据“三部九候”的全身遍诊法，分辨出复杂的脉象，并对心理疾病有独到见解，他们指出人之所以无病自疑，是因为“疑病者，未有事至时，先有疑端在心”。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最终得偿所愿成为一代名相，但他也没有放弃良医理想，他熟读《素问》，精通医理。韩琦牙痛时，他建议用硫黄沫或搜风药，尹洙想清暑热，他以“花蛇散”施之。当初，有人问范仲淹“愿为良医”的理由，范仲淹感慨道：“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因为在他内心中，为政与行医殊途同归，皆以救世济民为职责所在，同为“大丈夫”之学，这是与孔孟经世致用之道相一致的。
02
宋代医著广泛发展，医书走进千家万户
公元1000年前后，不仅东京开封繁华富丽，多个城市都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宋代的书籍载体早已变成了纸张，雕版印刷术已很成熟，活字印刷术发展起来，科举取士规模的显著扩大让社会上涌现以读书为荣的风气，官方与私家著述迭出，出版业空前发达，市场中能够获得的各种书籍都增多了，这其中也少不了医学著作。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太宗下诏，命王怀隐等人征集编著各家应效药方，历时14年编成鸿篇巨制《太平圣惠方》，本书为我国现存公元十世纪以前最大的官修方书，汇录两汉以来迄于宋初各代名方16834首，包括宋太宗在潜邸时所集千余首医方，很有临床实用价值，后颁行天下，备受历代医家重视，广为征引。
除了官方医书，宋代医家个人编撰方书的风气也特别盛行，沈括、苏轼等皆有医方著作，后人将沈括的《良方》和苏轼所收集的医药学杂记合编为《苏沈良方》一书，记述各种单验方100余首，并载有本草、灸法、养生以及医案等内容。苏轼曾记载了一道“名方”圣散子方来防治瘟疫疾病，那是他得自挚友巢谷的秘方，这剂药方用料便宜，“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苏轼令人在街头架起大锅熬煎药剂，免费供百姓服用，一时救活民众无数。
宋代非常注重医学典籍的研究和整理，《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医学典籍达五百余部。宋代在继承前代医学成果的基础上，编纂医书蔚然成风，除了《太平圣惠方》《苏沈良方》等上述书籍外，还有很多名作名著，如司马光著《医问》，文彦博著《节要本草图》等，这两位都是宋代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不能说是专研医学者，但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医学修养。
若论最具有特色且名气最大的宋代医学著作，要数集宋慈心得之大成的《洗冤集录》了。宋慈把三十多年的法医经验总结提炼，同时借鉴历代官府刑狱检验的方法，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理论化。《洗冤集录》全书由检验总说、验伤、验尸、辨伤、检骨等53项内容组成，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著作，对世界法医学的发展有过巨大贡献。
知识是无价之宝，是智慧的明灯，需要更多人拥有才能发挥更大作用。医学书籍流通于民间，使宋代一般家庭都能够购买，既促进更多人了解医学知识，又加强医者之间的学习交流，推动医疗水平不断提高，让更多百姓免受病疫之苦。杏林春暖，善莫大焉。
03
宋代医学分科细化，促使医者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宋代临床医学的成就还表现在分科增多，宋代细化为九科：大方脉科、风科、针灸科、小方脉科、眼科、产科、口齿兼咽喉科、疮肿兼折疡科、金镞兼书禁科，已很完备，后世沿用的十三科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细致的医学分科代表着医学人员的专业化、诊断技术的精益化。
小方脉科即小儿科，在宋代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被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的宋代著名医家钱乙一生旨在使“幼者无横夭之苦，老者无哭子之悲”，摸索出一套适应小儿用的“五脏辨证”法。
有一次，有位大夫带了钱乙开的药方“讨教”：“此方按照张仲景《金匾要略》八味丸所开，但却只有六味，是否遗忘了两味药？”钱乙胸有成竹道：“张仲景这个方子，是给大人用的。小孩子阳气足，我认为可减去肉桂、附子这两味益火的药，免得孩子吃了过于暴热而流鼻血。”就这样，钱乙所创制的“地黄丸”流传了下来，成为众所皆知的经典中成药——六味地黄丸。
北宋医者王惟一对针灸学很有研究，但有关针灸学的古籍错讹颇多，若直接用以指导临床实践，很可能出现差错。王惟一立下统一针灸诸家学说之志，多次上书朝廷，请求编绘规范的针灸图谱，以及铸造标有十二经循行路线及穴位的铜人。得到批准后，王惟一倾力投入，亲自设计铜人，参与塑胚、制模以至铸造的全部过程，攻克了许多技术难关，终于铸成了两座针灸铜人，并编绘《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针灸铜人外刻经络腧穴、内置脏腑，是最早的人体模型和针灸直观教具，对规范穴位和促进针灸学术发展至关重要。
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是人口的寿命，不论哪个时代，延年益寿都是人们的追求。中医讲究治未病，注重平时的生活方式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因而养生之学盛行。宋代许多文人学者都有自己的养生之法，如苏轼推崇静坐养生，曾建了一个“息轩”，还总结出一套“中夜危坐”法，著有不少谈养生的文章。陆游是我国古代诗坛上的老寿星，他在不少诗词中记录了他简易的生活方式，比如他认为“按摩与导引，虽善亦多事。不如扫地法，延年直差易”，又如“睡美精神足，心空忿欲轻”，保持一颗不骄不躁的心。
古人谈养生经常与养德联系在一起，不养德何以养生，养生必先养德，孔子曾说“仁者寿”，品德高尚、心胸宽广的人才有可能长寿。
妙手回春艺，悬壶济世心。从古至今，医生救死扶伤、经世济民的仁心一以贯之，今天涌现出更多守护人民健康的卫士，他们为百姓生命奔走不停、探究不止，让我们向医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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