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关于他不足50字，却很受魏忠贤重用，上前线气坏袁崇焕
公元1625年即大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大奸大恶的太监魏忠贤，正逐步走向“九千岁”的辉煌。明熹宗朱由校则躲在偌大的皇宫后宫院落里，专心致志地施展他那天才的木匠手艺，雕琢出了不少极富创意、精巧绝伦的好玩意儿⋯⋯这年十月，大明朝廷宣布了一项关系重大的人事变动：东阁大学士孙承宗去职，高第代替他出任兵部尚书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
这其实是明廷内部派系斗争的结果。孙承宗既为帝师，又与东林党人相善，自然不为阉党所容。不过，面对当时后金咄咄逼人的崛起之势，高第其实根本不愿上任。他“叩头乞免”，但魏忠贤根本不听，强令出任经略，出征前线，结果升了官的高第反而“日夜忧泣”，也是荒唐一幕。
孙承宗
虽然在孙承宗督师期间，明军曾先后修复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初步建立了以宁远、锦州为主体，杏山、松山、右屯、大凌河、小凌河等城遥相呼应的防线，军事形势已经大为好转，人称“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晏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但当时庸臣怯将们谁也不想冒险守关外，高第也不例外。他本是一个书生，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宦业不显，《明史》本传还不足50字！他于兵事更是一窍不通，断言“关外必不可守”，主张放弃辽西土地、退守山海关。
于是，此人一到山海关，就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以尚方宝剑相威胁，严令关外将士全都撤回关内。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等防线上的士兵和住民都被命令撤离。关外十余万的米粟粮草被丢弃，仗还没打就像吃了败仗一样狼狈撤退，弄得百姓愤怨，军队士气不振。
眼看宁锦防线即将毁于一旦，袁崇焕气愤地上书反对，称:“兵法有进无退，锦州右屯一带既然安置了重兵把守，囤藏着大量粮草，一旦后撤，就是向敌示弱。”但是，高第不仅没有接受袁崇焕的意见，反而下令袁崇焕一并撤兵退回关内，连宁远-前屯卫也不要了。袁崇焕愤怒声言：“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表明他作为宁前道尹要与宁（远）前（屯）卫共存亡的决心。高第奈何不了他，故放任他驻扎在宁远一座孤城，任其在边防前线自生自灭。就这样，山海关外的所有官民部队全部撤进了山海关，只留下了一个宁远城，“孤悬山海关外二百里处”。这几乎为努尔哈赤一口气让出了四百里作战空间。
袁崇焕影视形象
老于战事的努尔哈赤得到孙承宗罢职，高第撤军回关内，宁远孤守的哨报之后，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明军自撤藩篱的天赐良机，决定师指宁远城，进攻袁崇焕。出兵之前，努尔哈赤在盛京（今辽宁沈阳）下令后金政权进行总动员：“每官预备牛车三十辆、爬犁三十张，每鞑子要靰鞡（草鞋）三双，鞑妇也要各炒米三斗。”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率后金八旗贝勒大臣，统领大军，离开沈阳，亲征明朝。十七日渡过冰封的辽河，于旷野布兵，南至海岸，北越广宁大路，“前后相继，络绎不绝，首尾莫测，旌旗剑戟如林”。
经过数年休养生息，此次后金军容之盛自然雄伟壮观。但后金大军的具体人数却是个谜。这是因为有清一代，一向讳言用兵之数，尤其是在入关之前，从太祖到太宗，凡与明朝用兵打仗，所修官书或实录从来不直书用兵数，只“罗列营制而皆不计兵额”，不愿把八旗兵的准确数目“轻以示人”。虽说努尔哈赤号称出兵20万，但袁崇焕讥讽他只有13万，明朝官方文件更是说“虏（指后金）众五、六万”。清官修《明史》也承认：天启六年正月“我大清以数万骑来攻，远迩大震”。这也等于否认了“十三万”以及“二十万”的说法。
无论如何，后金兵先占领右屯卫，次及锦州、松山、大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等七城，原本驻守这些城、卫的明朝守军，都遵从高第的命令，“焚房谷而走”，撤入关内，只有袁崇焕紧急召集本部人马全部撤入宁远城内。八旗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于正月二十三日直抵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市）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