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规模的毁佛灭佛，其实是有着个人因素的推动，韩愈也在其中
所谓的三武一宗就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在他们统治时期，佛教得到了社会性的毁灭性的打击，在佛教历史上称为“法难”，而史学界一般称之为“三武一宗之厄”，这一段时期，也确实是佛教文化从事者的噩梦。透过这几个皇帝的庙号来看的话，都有一个“武”字，也确实在他们的统治时期，有着一定的武断行为，采取的一些措施对社会确实产生了巨大的破坏。
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他还听从宰相崔浩的劝谏，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北魏道武帝、北魏明元帝、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术。道教的发展自然排除了佛教的地位，也就退出了权利的中心，佛教有了第一次的大规模的抵制行为。
北魏末年，社会动荡。公元515年爆发过冀州沙门法庆聚众造反之事，其众多达5万以上，法庆自称“大乘”，鼓吹“新佛出世”，所至即毁寺、杀僧、焚经、烧像，故此对当时的僧俗地主统治阶级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北魏镇压了“大乘起义”后不久，在公元523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六镇起义”，接着各处纷纷出现反魏起事，群雄并出。当时北方地区的僧、道阶层过于庞大。根据《魏书》称，正光（公元520－525年）以后，不少原属国家的编户民众，为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空门；此外，其时社会政治动乱的加剧，亦令普通百姓寻求相对安全的宗教实体之庇护。以致全国的佛寺竟有3万之多，僧、尼数目则有200万之巨，这在当时北中国的人口比例上，达到了极高的程度，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6分之1。士这促使封建国家政权采取极端手段，以扩大经济来源来充实国力。天和二年（567），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因此佛教又面临了第二次厄难，再一次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敕迎佛骨（即所谓舍利）于凤翔法门寺。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礼敬，从而再次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是时，“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他上表认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国所固有，只是在后汉时才传入中国，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说，佛教的流行使“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对封建统治有害而无益。唐武宗即位后，武宗开始了对佛教的整顿。而赵归真因曾遭京师诸僧的诮谤，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传》卷十七)，这时便利用武宗对道教的偏信，于宫中“每对，必排毁释氏”(《佛祖历代通载》)。他向武宗荐引了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人，以声气相求，同谋毁佛。加强了唐武宗灭佛的决心。佛教的命运又面临一次劫难，在近百年的时间里遭受了数次打击，佛教也渐渐有了一定的适应性。
在这几次灭佛事件中后周世宗灭佛，是最有影响的一次。其实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政权都前后采取过一些禁佛的措施，但其中周世宗灭佛则是比较大的一次。从现有的资料上记载，周世宗此次灭佛，并没有大量屠杀僧尼、焚毁佛经，而是带有一种整顿佛教的性质，还保留着很多寺院与僧尼。但由于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已经走向了勉强维持的阶段，经过这一个打击之后，就更显得萧条衰落了。
透过这几次的灭佛行为，也就能发现其中有着很大一部分的人为因素的推动，有着一定关键性人物的决策，或多或少的影响着皇帝的决断，久而久之，皇帝自然会对臣属的意见仔细考虑，分析其中要害，有了自己的判断，加上当时社会的一些现实，想周武帝时期的佛教已经极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发展，皇帝的行为也就有着一定的道理性。
尽管佛教在中华大地上有着几次不幸的命运，但是，在几次的改造中，佛教与中华文化的相适应性也就越来越明显，它们极力改造自己的文化，适应社会的发展，尽量避免对尘俗社会的影响，这也就是后世社会中，佛教越来越少插手统治的行为，也让自己在一次次的改朝换代的大劫难中幸存下来，也许就是佛教自己的文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