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这年沈葆桢被任命为九江知府,但此时的他,并没有能够真正的去上任,原因是当时九江城仍旧处于太平军的控制范围。
身处于这种窘境的沈葆桢,没有办法进入九江城,是曾国藩看到了这种局面,他好心为了国家延揽人才,不愿意看到沈葆桢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把沈葆桢招致自己的帐下,成为自己幕僚中的一员。
曾国藩对待这个年轻人很是看重,不仅经常提点他,和他讨论当时的天下大势,还把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委任于他,1857年也是太平军和湘军酣战比较激烈的时候,受到曾国藩的举荐,沈葆桢被任命为广信知府。
在此期间沈葆桢也确实展现了自己的能力,他以在连战连捷的优异战绩为曾国藩献上一份满意的答卷,沈葆桢在广信,一战而名扬天下,成为了清朝炙手可热的中生代官场力量。
在一般人看来,这样一位带有林则徐女婿的光环,以及为官素有清正廉洁之名的沈葆桢,应该颇有正直之心,在自己仕途发展的路中,应该是对举荐自己的恩师曾国藩心怀感恩,最差也不至于恩将仇报的地步。
可是咸丰10年的一件事情,让曾国藩真真切切深刻的体会了一把什么叫恩将仇报,也让当时的人们为沈葆桢的所作所为大跌眼镜。
事情是这样的,咸丰10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 不久之后的曾国藩正处于用人之际,他很快就想到了,赋闲在家的爱徒沈葆桢。他想朝廷上书极力夸赞沈葆桢,举荐他为江西巡抚,在奏折上写道:
该道器实才具,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
至此,沈葆桢受到曾国藩的竭力推荐,进而成为了江西巡抚。
这种情况下的沈葆桢本应该知恩图报。在曾国藩的心中,也确实是这样想的,之所以推荐沈葆桢为江西巡抚,一方面,沈葆桢确实具有非常强势的才能足以应对江西局势。
另一方面,曾国藩理所当然的想,作为与曾国藩有师生情谊的沈葆桢,一定会接力帮助他那围困南京的九弟曾国荃筹措军饷,因为当时的江西是湘军粮饷的重要来源。
但后面发生的事情,让曾国藩傻了眼,更是让曾国荃愤怒之极。在沈葆桢称为江西巡抚的当年,立刻,就拒绝将江西所有的厘金作为军饷送给湘军,把本该送给曾国荃部的军饷擅自截留下来,只此也就算了,令曾国藩愤怒的是,他竟然将当时九江的关洋税,也予以截留;
本来,这个九江当时的关道,管理洋税的人是曾国藩的一个部下蔡锦道,曾国藩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把九江的3万关税运到南京来解湘军当时的军饷困境;被沈葆桢知道后就对蔡说,如果将关税解往南京,便撤了你的道员之职;就此脾气极好的曾国藩也对沈葆桢做法寒心不已,对他的恩将仇报,不能释怀,两人后来多年都互不通信。
那么身为官场中将大力的沈葆桢,为何如此低情商呢?明摆着顺水人情的事情,为何却要和当时的两江总督,自己的恩师,过不去呢?
其实这可能跟江西当时的局势有关,江西一带并不是富裕的省份,而且又连年遭遇太平军的战火,百姓民不聊生,社会一片凋敝,再加上湘军沉重的军饷重负压在江西百姓身上,一是设置关卡,收受厘金,更是让当时的江西士绅百姓,怨声载道。
沈葆桢上任江西巡抚之后,自然是要从江西本身的利益出发。
为了挽回民心,在英德当地的官绅和重要势力的支持,于是便和曾国藩唱起了对台戏,一方面它通过扣湘军军饷的方式来达到获得江西百姓民心的目的,另一方面,沈葆桢也可以通过这些巨额前款来扩充自己的私人兵力,形成政治资本,这也是后来他将江西省的团练队伍扩充到3万人的兵力的目的。
此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潜在原因。那就是沈葆桢,果断的得判断出了当时的局势,太平天国穷途末路,曾氏功高震主。
他知道,当时的慈禧太后已对对近乎尾大不掉的湘军势力深怀忌惮,这也是本来是曾国藩助手的左宗棠快速成为浙江巡抚的重要原因,朝廷需要更多与曾国藩不对付的人来制约湘军。
作为官场老油条的沈葆桢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一点,他以对湘军进行克扣军饷的方式来向朝廷表示忠心,表示自己可以作为朝廷枪来对付曾国藩,便可以进一步赢得朝廷的信任,使自己能够官场中更上一层楼。
而他目的也达到了,后来朝廷对江西与湘军的军饷之争各打50大板,厘金两方一人一半,本来朝廷规定的江西厘金全部作为湘军军饷,如今却一人一半,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朝廷偏向了沈葆桢一方;作为官场中的赌徒,沈葆桢高瞻远瞩,他赌赢了,权谋运用的如此炉火纯青,不得不服!
参考资料:《清史稿》《曾文正公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