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因地域差异，各诸侯国形成各具特色的容量单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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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斗部》：“邦,量物分半也。'‘推测“关飾节于漿（廩）耕”后所省的单位应是区。因此，此处1区约合20升。而“铜”恰与秦和东周等国一斗的量值相当。
从铭文来看，这三件器物是一组同时使用的量器，均应属田氏家量。三器同时出土，铭文相互关联，说明齐国在战国早中期已制造有仓廩的标准量器，来对仓库使用的量器进行检校。而由这三件田氏家量也可看出，当时一釜应合100升。
近年来在齐国故境还发现了许多陶质量器和相关印文的陶片。有的陶片上印有“亳釜”字样，如“陈陵再立事左里放亳釜"和“句华门陈陵再部廩珂亳釜蠻,这些冠以“亳"的量器，均为立事者监制，都是根据国家统一标准检测、校正过的标准官量。
陶量和陶片上的印文内容还有'‘亭升”、“王升”、“王斗"、“王区”、“公豆”、“公区”、“公釜”等。还发现了一件“王桝”陶量和一“王卒机"陶量，容量分别为209、210亳升。另发现有完整的公豆陶量、公区陶量和市陶量各一件，其容积分别为1300、4847和4220毫升。
姜齐分封到齐后先称侯后称公，田氏代齐后仍先称侯后称公，直到战国中期田午始称威王。因此，“公豆”、“公区”、“公釜"应比“王升”、“王斗"、“王区”的时代要早。从量值和铭文看，这些完整的陶量均应为田齐量器。“王桝”即升，同''王豆”、“王区”、“王釜"类似，应为战国中期后齐国的标准量器。
“公豆"、“公区”、“公釜"也同样应是当时齐国官府的标准量器，而“亭升”则是亭一级地方单位内的标准量器,这些陶量的年代应不晚于战国中期，它们作为全国或某一地区的标准量器或公量，可以对当地使用的量器进行检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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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陶量得到的一升的实际数据偏差较大，但从容量数据仍可得出一豆约合五升，一区约合四豆（五旧量豆）。因此，田齐新量的进位就应为：1豆=5升，1区=4豆（5旧量豆）=20升，1釜=5区=100升，1钟=10釜=1000升。
因此，齐国的容量制度经历了姜齐、田齐两个阶段，但都遵从升、斗、区、釜、钟制的容量单位制度，只是其间的进位关系有所变化而已。为便于同其他诸侯国换算方便，齐国还制造了相当于秦、赵等国一斗量值的铜锦。齐国一升约合205毫升。
战国时期制造的栗〈桌）氏量是当时度量衡器的典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度量衡制度和思想理论的发展，以及冶金、数学、物理方面的显著成就,此器现已不存，但《考工记》记录了该器的制作过程、形制和铭文。
《考工记•攻金》篇载：“栗氏为量，改煎金锡则不耗，不耗然后权之，权之然后准之，准之然后量之，量之以为舖这就是说制作栗氏量时，首先将铜、锡分别冶炼提纯，等到各自的杂质去净、重量不再耗减之时，用天平来对铜、锡进行称量，确定所需的原料。
称量后，将浇注用的范体置于水平面上对正，然后再测量范内的容积，其容积应为1蔺（釜），最后再浇注成型。铜量下底深一寸，其直径为一尺一寸八厘，容积为1豆（4升）。两侧耳各深三寸，直径为三寸二分三厘弱，容积为1升。铜量重30斤。对铜量的检测要求是：“其声中黄钟之宫，概而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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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中黄钟之宫"，有学者认为是敲击这种量器正好发出黄钟的宫音也有人认为应理解为栗氏量的容积以黍定容，而所用的尺当与黄钟律管之长有内在的联系围后一说法应更合理些。“税”，戴震《考工记图》注曰：“税者，脱然突起高于量也，言概平之不使满出”。
“概"指量粟麦时刮平斗斛的器具。因此，“概而不税"就是说用概来刮平斗斛，不使粮食满出。铜量上并加刻铭文：“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
大意是说：作为有文德的君主，应当思索可以为百姓确立法规的标准。现在标准量器已经做成,就可以作为声律、长度、容量、重量四个方面的标准。以至于将来，该器都可以作为标准。
《考工记》是齐国官定手工业用书，因此栗氏量可能就是齐国的标准量器，反映了战国时期齐国先进的度量衡制度和理论。
栗氏量集音律、长度、容量和重量于一器，充分地反映了先民的度量衡理论水平，也透露出了当时一些常用的度量衡单位，长度单位尺、寸，容量单位升、豆、蘭（釜），重量单位钧，均应是当时齐国的常用的度量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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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的容量单位。楚国实行鮮、斗、升制的容量单位。“郢大度"铜量：1976年发现于安徽凤台。铜量呈圆筒形，有一环形柄，平底。器上两处铭文，柄側外壁刻“郢大廈口笏”，底刻“少"。“郢”为楚国都郢。“大鹿”即大府。
据《周礼•天官》，大府为管理贡赋的机构。此器即为楚国大府所专用的量器，具有标准器的作用。“笏"读作“箝"，《说文•竹部》曰:“陈留谓饭帚曰籍，从竹捎声。一曰饭器，容五升。”铜量自铭为“笋”，应为五升量,一升合222星升。
“王”铜量：1957年出土于安徽寿县。器形与“郢大度”铜量相似，在外壁靠近把手的侧上方刻有一“王”字。实测1125毫升，应为五升量，1升折合225毫升。"王"铜量应为官府颁发的标准量器，可对其它量器进行检校。
1985年湖北大冶发现一铜量反扣于13枚铜环权之上。铜量器壁多已破碎,根据其完整一边壁的深度和底径，测算其容积为746。7毫升。铜量可能为三分斗量，即容积为三分之一斗，则1升约合224亳升。从五升量和三分斗量可知，楚国实行斛、斗、升制的容量单位，一升约合226毫升。
秦国的容量单位。秦国实行斛、斗、升制的容量单位，这可从标准器商鞅方對和一些刻容器物及陶量上得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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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方升：计算容积约202毫升。但考虑到古代器物制作不精以及器物锈蚀等原因，我们以整数值200毫升作为秦国一升的实际量值。方升作为标准器,置于官府，还可以对其它度量衡器具发挥检校的作用。
六斗铜鼎：1966年出土于陕西咸阳塔尔坡秦国墓葬。器物上有两处刻铭。鼎唇部一侧横刻“中畋口鼎”，故也称"中畋鼎”，另一侧横刻“六斗”二字虬“六斗”二字为秦刻，与前一刻铭风格不同。此器与私官鼎原都当为三晋或东周所造。
器物实容12000毫升，每升折合200毫升，三十六年铜扁壶：1981年出土于湖北随州。壶上刻铭；“四斗大半斗，卅六年邦工市（师）"叫这里的“卅六年”应为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器物实容9350毫升，1升约合200毫升。
府铜螯：1980年发现于洛阳市宜阳县。器上刻铭:“府，二斤十一两，犖（半）斗"叫铜鑿实测容水1000亳升，1升合200毫升。
1976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1件陶量。器为直壁、平底，外饰有十余道暗弦纹。出土陶量的墓葬为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年）。陶量实容2001毫升，应为斗量，1升约合200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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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斛、斗、升制这一进位合理的的容量单位制度,并与东周、邹等国的量值一致，一升约合200亳升。
战国后期时还出现了侖、合等容量单位。"侖"原义为竹乐管，《说文•侖部》：“侖，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合”初为合闭嘴巴之义。二者大约在战国后期时演变为一种小容量单位。《广雅•释器》载：“侖二曰合。"
《说苑•辨物》则曰：“十侖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广雅•释器》也说：“合十曰升。”侖、合间进位关系不确定，也还未与升、斗、斛制相结合，形成系统的容量单位体系。
结语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地域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各诸侯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容量单位制度，如三晋、中山、燕、齐、秦等国的容量单位各不相同。但同时，在局部范围内，容量单位又出现了相同的趋势，如三晋地区内部的席、溢制，东周、邹、楚和秦国的斛、斗、升制，而且它们的量值也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