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时期的变法，为何商鞅是人死政存，而申不害则人死政废呢？
这个时候，天下列国纷纷开始变法，不变法强国就会有亡国之危，鉴于此前魏国李悝变法的成功，韩国君主韩昭侯找到了法家“术治派”代表人物申不害，在同一时期，秦国也任用法家“法治派”代表人物公孙鞅开始变法。那么，为什么是同一时期的变法，商鞅变法人死政存，而申不害变法则人死政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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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申不害的“术治”一派和商鞅的“法治”一派，皆承认国法、力行变法，因而同属于法家，但是，从性质上来说，法家的主流学派也就是以商鞅为代表的“法治”一派，主张唯法是从，用律法约束文武百官，天下百姓，就连天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秦惠文王受罚就是捍卫国法的表现，这具有鲜明的法治特征。反观申不害为代表的“术治”一派，主张的是实现君王的术治，强调并且保证了君王的权势，并没有相应的律法约束，与其说是“术治”，倒不如说是在“人治”的实质上披上了一层法家的外皮。
这也就是商鞅变法与申不害变法的根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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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两场轰轰烈烈的变法，为何商鞅虽死，秦法尚存，而韩昭侯、申不害死后，韩国变法便就此完结？
变法的结果截然不同，我们常常归结于是两国变法的不彻底，其实细细分析，与其说是变法而不彻底，倒不如说是两国变法的立足点不尽相同：
秦国立足于法治，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秦孝公为了保证秦法的尊严，不惜处罚太子驷，也就是后来的秦惠文王，此后，秦国爵位无功则不能世袭，奴隶因功可封爵。
韩国虽说是施行法治，但是立足点却是执行法治的君王，并不侧重于法律条文，律法如何施行，皆由君王一人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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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国的君臣关系来说，秦国变法之后，朝堂之上的风气为之一振，司马错、张仪、甘茂等人皆能因军功、政绩封爵封官，在朝堂之上，皆可大胆谏言。就拿秦惠文王时期征伐巴蜀之前的朝议来说，当时的司马错仅仅身为客卿，便敢当庭顶撞相国张仪、上将军樗里疾，提出要南下攻伐巴蜀，秦惠文王并未因司马错人微言轻，而忽视了这个建议，反而几次朝议之后，对此极为支持，这才有了后来秦国稳固的大后方。
而韩国呢，虽说也是按照军功、政绩任用官吏，但是，一旦有什么大事，文武百官都要看韩国国君的脸色，就连申不害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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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提到过，韩国申不害变法是打着法家的旗号，实则加强君王权势，这就直接使得韩国的兴衰皆系君王一身，君王圣明则国家兴盛，君王昏聩则国家衰败，而韩国君王也都很争气，在韩昭侯之后，就没出什么英明的君王，所以韩国也就很快衰败下去了，一直处于七雄的末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