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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这是亚圣孟子关于攻城战斗的经验总结,后世竟成了论述天下大势的战略根据。
天时、地利、人和,成了一种解释框架。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使用了这个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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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解释框架靠谱吗?
可以说,没有绝对靠谱的解释框架或分析模型。
世界是复杂的,任何一台计算机都不能穷尽所有数据来解释和预测世界。
所以,必须把复杂的世界框架化和模型化,这样才能认识得了、解释得了,也预测得了复杂世界。
至于存在多大程度的切合,仅是一个洞穴隐喻套着另一个洞穴隐喻而已。
这里就用“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分析模型,来解释一下秦战国为何能够一统天下。
这个优势很重要,可以算作统一天下的必要条件,缺之不可。
七大战国,最可能统一天下的,分别是:最强的秦国、最大的楚国以及最富的齐国。
为什么是这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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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除了最强、最大以及最富的独特性外,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地利。
最大的楚国有足够的战略纵深,楚战国横行了整个春秋时代,原因无他:我就是地方大,即便你能打败我、也灭不了我,接着就是我来耗死你。
最富的齐国背靠大海,作拥鱼盐之利,人口众多、商业发达、文化繁荣,所以在齐桓公时代能称霸、在齐威王时代能称雄,无论春秋还是战国,齐国都是第一流的强国。
这就是地利。
同样是变法强国,魏国最早、韩国次之,为什么他们的强盛仅是昙花一现,为什么就不能持续下去?
除了自身因素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外部因素:那就是别的国家不能让你太强大。
所以,魏国打残了变法渐强的韩国、齐国打残了变法已强的魏国,变法图强是你的选择,而别人的选择是不让你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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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卒
秦国就不一样了,它有着得天独厚的地利优势。
一个是控制了交通要道,而且是天下的交通要道。
扼守四大秦关,秦战国就可以进可攻、退可守。这是韩国和魏国所比不了的。
尤其是函谷关,可谓战国第一雄关,任凭六国各种合纵来战,函谷关就是不动如山,六国军队始终难以踏入秦国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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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坐拥千里关中,关起门来搞建设。
关中平原是要粮有粮、要人有人,只要自己不折腾,富庶是轻而易举的。
最早富庶的是中原地区,次之便是关中地区,再次就是河北地区,而长江中下游领域要富庶起来,得等到五代十国之后。
而关中正式富庶起来,这得说是秦人的功劳。
第三个是掌握战马这种重要的战略资源
打仗得靠战马,不管是战车还是骑兵,都得需要战马,一匹马能顶四个奴隶,可见马比人还值钱。
即便是步兵,前线冲锋不用马匹,但运输物资也得需要马匹啊。
在战国时代,甚至整个冷兵器时代,马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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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中秦地与西戎、北狄交界,以粮换马、以器物换马,甚至直接养马,都可以,这是一个极大的优势。
孟子所谓的人和,其继续往底层挖掘便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夫子要落实到德政王道的层面。
其实,要实现人和,制度会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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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战国能够以最高的效率集中全部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与其他战国进行博弈较量。
而这个最有效率的运作方式,就是商鞅变法之后的集权治国。
与其说是法治,倒不如说是集权,因为法治是为集权、特别是君主集权所服务的。
战国战争,与春秋的贵族战争不一样,与古希腊的城邦战争也不一样,完全是不同性质的战争,不是打服为止而是灭国为止,是赤裸裸而又残酷非常的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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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什么仁义道德、什么外交互质,统统没用。
甚至,兵法韬略都得靠边站,根本就是用实力、用战争资源、用组织战争的能力来说话。
而秦战国恰恰发扬放大了法家思想,把整个秦国打造成了一部战争机器。
而且这部战争机器是从上到下的完美运作:老百姓,要么耕地生产粮食,要么打仗赚取爵位;文官武将,要么治理郡县,要么攻城略地;即便是赢秦贵族,没有战功也不能拜授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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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一百万人口,秦国是40万人种粮食,60万人去打仗,而别的国家却是50万人种粮食,20万人去经商发财、20万人坐享其成,也就派出10万人去打仗。
这个数据是我臆测的,但形有偏差而神却一致。
所以,秦战国可以一打六,其他战国加起来都不是对手。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长平之战。
别把赵国战败全归罪给纸上谈兵的赵括,赵括担不起这个大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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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括
先不说国土面积、人口数量,秦国能碾压赵国。
就说战场较量:秦军战力也是碾压赵军,原因很简单,人家是追打到你们赵国家门口了,这肯定是碾压了;秦军越国征战,赵国以逸待劳,人数和战力勉强对等,但是后勤物资呢?
赵国必须得决战,因为赵国已经无法继续供养几十万大军连年持久了。
而秦国呢?
秦昭襄王亲赴河内郡,然后发布诏令:河内郡全郡百姓,赐爵一级;15岁以上的年轻人全动员起来,帮着输送粮食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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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制度效率:赐爵一级,整个郡的百姓,这个制度,赵国能运作起来吗?
另一个是动员能力:河内郡15岁以上的,几乎是一个郡的人全动员起来了,去干啥?
不是去打仗,打仗用关中秦兵或其他郡县的部队;也不是去种粮食、造弓箭,粮食和弓箭自有其他郡县提供。
你们河内郡只管搞运输:运粮食、运物资。
这种强大战争组织能力,不要说赵国,就是其他战国,哪个敢与争锋?
孟子的天时,要理解为形势,占得了先机和强势。
这里把天时理解为运气,打仗得看天气、成功得看运气。
所以,天时就是运气,但运气太抽象和笼统,需要具体到某个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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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秦国的运气就是朝堂稳定。
集权制,能够发挥威力,有一个最要命的关键就是朝堂得稳定。
所谓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你得先有一个稳定的中央。
而恰恰就是战国征伐的这上百年的时间,秦国朝堂就是出奇的稳定,虽然有波折,但没有大波折。
楚国也很有实力,但是就看楚国那几个君主吧,说他们没脑子都不过分,首都都迁了好几次,这种朝堂政局,自保尚且不能,就别说出来逐鹿中原了。
我们可以说这是秦战国的幸运。
但是要成功、要胜利,谁又能拒绝幸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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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幸运女神的关注,其他一切全都白扯。
秦孝公商鞅变法,秦惠文王定巴蜀而始连横,秦昭襄王打残了除齐燕之外的全部战国,连楚国都打得迁都。
秦孝公24年,秦惠文王27年,最可怕的亲昭襄王是56年,加起来基本上有100多年,秦战国都是强君雄主主政。
还有始皇帝的36年,就是在这期间实现了灭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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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优势是其他六国没法比的。
非但秦王很牛,秦国丞相也牛,而且更迭的很有效率,名相辈出。
商鞅、樗里子、张仪、魏冉、吕不韦、李斯,这些人都是响当当、有作为的英雄。
非但名相,还有名将,司马错、白起,以及后来的蒙氏家族和王氏家族,随便拉出一个将军,都让六国羡慕不已。
同时,名将名相的更迭非常有效率,能尽显才华的时候就大放异彩,一旦走下坡路就立马换人。这是集权体制的效率优势。
像张良他们家那种五世相韩的,基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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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
五世相韩,显得家族很牛,但对国家一点儿都不好,这说明官僚系统的新陈代谢基本就停滞了。
有强君、有名相、有名将,而且新城代谢极快,这便是幸运。
还有更幸运的,那就是:秦国非但没出什么昏君,也没有出什么奸相和庸将,即便有,他们的危害也极其小。
秦国已经幸运到这种程度了,再不不统一,当真对不起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