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名臣刘墉，配得上“好官”之称？其实他的行为比和珅更可恨
文字狱从顺治皇帝开始，直到清朝灭亡之前都一直存在，尤其在康熙、雍正、乾隆在位的这些年间，搞得满城风雨，有学问人士闻之丧胆。对于文字案的审判难以有个标准，不管是自己写的诗句，还是引用前人的诗句，只要被读出有对清廷不敬的气质，便会惹来杀身之祸。
其中有许多著名的例子，例如雍正时期的翰林学士徐骏，他写道：“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原本只是字面意思的文字，便被污蔑为嘲讽清人不识字，戏谑清人是蛮夷的重大罪名。
还有康熙时期的庄氏明史案，因为庄氏如实地书写《明书》，从而犯了清廷的忌讳，导致牵涉其中的许多人被砍头，数百人被发配边疆。
当时人们便利用这个罪名给自己上政绩，当做青云直上的政治阶梯，在这些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戕害一方的人士之中，便有我们今天的主角刘墉。
说起清朝名臣刘墉，我们对他的第一印象自然是为政清廉，为人有学问。对刘墉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他与乾隆、和珅之间的勾心斗角。将刘墉奉为清官代表，将和珅放在贪官之列。
刘墉的家世不用细表，他与贫苦百姓不同，出生于钟鸣鼎食、士族官宦之家，他在仕途上的顺利不能不受此背景影响。
他深受乾隆的爱戴，曾如此评价他：“遇事既神敏，秉性复刚劲。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其正。”表扬他敢作敢为、清廉为政，有古代大臣的遗风。
不仅在语言上，在实际官场中，乾隆也不吝啬对他的爱戴，在他犯错误受罚后，乾隆总能想起他来，对他宽容处理。
他的父亲刘统勋因为“任陕甘总督，查勘巴里坤、哈密驻兵事宜，附和将军永常办理事宜” 而被革职拿问处理，刘墉也因此受到牵连下狱，但不久便将二人免予治罪。
还有一次，刘墉在太远任知府时，因失察渎职而犯事“墉坐不能先事举幼，部议照扶同容隐律拟罪，上加恩免伤，发军台效力赎罪”说是要赎罪，第二年便被皇帝下旨释放。后来还有许多次这样的事情，皇帝总是宽容刘墉的过错而免予他的责罚。
然而刘墉也并非拥有免伤金牌，他的仕途仍然要自己争取，身为学政，在皇上大兴文字狱期间，他也不能置若罔闻，甚至比别人更加富有热情，这也是刘墉被后世人饱受诟病的地方。
刘墉为什么对文字狱饱含热情？
其中一个原因可以从他的家世解释，生在官宦世家，刘墉自小就受王权思想的熏陶，讨好皇帝是仕途顺利的一个新的因素，将自己的仕途与王权的稳固捆绑在一起，自然而然就对各种“狂妄”的言论恨之入骨。
还有另一个原因是时代的局限性，刘墉于1805年离去，当时已有85岁高龄，距离西学东渐的盛行还有一大段时间。虽然当时已不乏对西学有了解之人，但寥寥无几，仍未形成风气。在文字狱盛行之下，连汉字已无心琢磨，更别说番外学问。
所以可以想象，他认为，制度不可改，只能尽量做个好官，做点实事，为政清廉便是对世人最好的答复，在别人对他的评价中，我们看到，他也的确做到了。
在他担任学政期间，当时的学者如此评价他：“公课士简肃，恶浮伪之习，试经与诗赋尤慎重，用是试者甚罕。”对于江苏地区贪污浮夸的作风，他上奏给乾隆加以整顿，乾隆很欣赏他说：“切中该省吏治恶习。”
在山西担任知府期间，也做下了许多政业，光绪年间的《山西通志》如此写道：“以翰林出为太原知府，迁冀宁道，丰裁峻整，习掌故，达政体，于吏事以勤慎著称。”确也是个克勤克俭的好官。
关于这些除暴安良、清廉有为的事迹，在《刘公案》中已有许多记载。
刘墉从不掩饰他对一些民间奇人异事的厌恶，他打从心底里拥护封建秩序，在秩序之下的人们虽然困苦，但是动乱一旦发生，人们只会更苦。
早在之前，刘墉的一首诗《伏生授经图》就表达了他对传统思想的拥护与对不同言论之人的厌恶。他在诗里写道：“百家诸子纷成堆，故应一炬付飞灰；至于大圣有述作，髻如云汉长昭回祖龙区区力几许，六国屏主是铸侣。如何焚得圣人书，达者宁当新斯语；百篇文字传典漠，儒生诵之如拘墟。此心此理千年同，只应训话时未统；但恐读书不悟道，莫恨书未传试观。易、象春秋与论语，与夫周诗三百篇。一字未火宁不然。”
大意是说，诸子百家的学说纷纷纭纭，以制造了世间的意见各异，这是统治者难以管理政务，百姓破新秩序的新的原因。《易》、《书》、《春秋》、《论语》，和《诗经》中的三百篇，不是很好流传下来了吗？人们读不透，却怪秦始皇焚烧了典籍。
可以见得，刘墉对于“风言风语”与“异端邪说”深恶痛疾，所以在文字狱的风潮中，本可以应付了事的他，却保持着极高的热情，制造了几桩文字狱大案。
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春天，江苏沛县查出一位监生阎大镛拖欠征粮，在多次催促后，他仍拒绝缴纳，甚至对衙役恶语相向，不得已只好将他收监，然而做事出格的他选择了越狱。等再次被捉捕时，他的家已经被抄了，在他的家里搜出了大量的诗稿，此事便上报给了刘墉。
对文字狱热心的刘墉又怎么会轻易绕过他，刘墉得知阎大镛曾经焚烧过自己的书稿一事后，便将此案严加惩办，不仅大力度搜集阎大镛的文稿，还将一部分上交给了乾隆皇帝观阅，对于文字狱的热心，已不能仅仅解释为刘墉处事认真了。
像他这样的人富有学问，明辨是非，阎大镛一案显然触动了刘墉对这些“不受规矩”人士的愤怒。之后乾隆皇帝下旨，对阎大镛严加拷问，终于得知阎大镛曾经写过一部《俣俣集》，其中有许多讥讽清廷官吏的言语，乾隆皇帝下令将其斩首，而此案的推动者刘墉却因此案得到荣升，调任到了山西太远任知府。
然而对文字狱热心的刘墉，有时也会遭到这些案件的连累。
多年后，刘墉又回到了江苏担任学政，此时的刘墉因为他的学问而声名远播，当地许多名士为这位饱读诗书的大人到来而欢欣，一位叫殷宝山的生员可能对刘墉有所耳闻，但了解得不够，他将自己的小哥《刍荛之献》投递给刘墉阅读。
殷宝山在《刍荛之献》中大说江苏的官场风气与时事流弊，刘墉当然读得不高兴。且不说他本身就是个官场之人，他自己对于这些浪人逸士就不欢喜，认为是太平盛世的祸害。所以他将此事与殷宝山的小哥上奏给了乾隆皇帝。
起初大家都不留意，直到皇帝空闲时翻阅《刍荛之献》，发现里其中的“小哥”，责说刘墉为什么不严办此案，刘墉才认真地着手办理，可见此时文字狱案件之多，也有不甚留意之时。
殷宝山连忙解释说这是在说他的一位仇人，并没有不敬的意思，当时有许多大案，加上殷宝山的案件并不甚严重，就这样不了了之。
在刘墉所办理的文字狱案件中，《一柱楼诗集》案件尤为著名，《一柱楼诗集》是江苏东台举人徐述夔的遗作，由于本人颇有名气，该书出版后得到了许多当地名流与读书人的收藏。
事情发生在徐述夔的孙子徐食田身上。
一位叫蔡树嘉的贫困人士将自己的田产卖给了徐食田，过了不知多少年，等蔡树嘉的家境好起来之后便想赎回当时出售的田地，而徐食田因为不缺钱用而拒绝了蔡树嘉的要求，从此蔡树嘉怀恨在心。
思来想去，蔡树嘉想到了一个办法报仇，在当时文字狱盛行的时代，徐食田的祖先又有一部《一柱楼诗集》，何不趁此机会诬陷一下自己的仇家？书中有没有违禁的文字，看一看便知，自己又不损失什么，便状告徐食田家里收藏有违逆书籍。
徐食田认为自己祖先家的东西清白磊落，便坦荡荡地将诗集交给了衙门。因为当时的人多少都识得徐家的这本书籍，加上蔡树嘉本来就品行不端，所以大家也都不以为意。
就在事情原本要不了了之的时候，一位诗集的收藏者童志璘不知何缘由，将诗集呈递给了刘墉，刘墉看过后也不敢怠慢，便将事情的缘由与《一柱楼诗集》上奏给了乾隆皇帝，并且监禁了诗集的收藏者童志璘。
对于这本诗集，乾隆皇帝仔细阅读，青春的乾隆皇帝很快就发现了书中的忤逆之处。例如诗集中的“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在乾隆的眼睛里，“壶”字变成了“胡”字，清人是胡人。这不就是说清廷吗？再阅读下去，便又读到了“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这不明摆着要反清复明？
乾隆皇帝读后大怒，这本忤逆的诗集居然闻名江南，便派刘墉等人严查此案。写作此诗集的徐家不是被砍头就是被抄家，可谓是“满门抄斩”。写作此诗集的徐家祖先徐述夔也遭遇鞭尸，继而枭首示众。
这件事情在当地闹得满城风雨，在江南地区收藏此诗集的官吏名流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责罚，有的判杖刑，有的判处流放。
刘墉在这几次案件中也终于得到了乾隆的青睐，从此京城向他打开了大门，成为了皇帝的宠臣。
这几次的文字狱案件可谓是让刘墉从官场新人成长为官场老手。
如果说在办阎大镛案时，刘墉对官场规则还不老练，只是凭着一腔热血办事，那么在殷宝山案时，他已经明确知道，如果不将小哥呈上去，会落一个隐瞒不报的罪名，轻则丢官，重则杀头。这就是文字狱时期的社会风气。
如果说刘墉的文字狱案件错不在刘墉，他也只是受规则牵连，那么他错就错在他太过“热情”。已经不是单纯地办公，而有邀功与避险之嫌。
刘墉沉浸官场几十年，深知其中的规则所在，说他是个新官也好，好官也罢，刘墉也只是一个既定秩序之下的普通人，他在规则允许之内敢作敢为，在规则允许之外却不越雷池半步。
经他之手的文字狱案件确也让当事人家破人亡，也间接导致社会风气的败新，他伤伤守护的专制制度，在他们这类人的热心守护之下，逐渐走上了灭亡，人们对他的恨，恨得有道理。
刘墉有一段时间担任过河南巡抚，他在当地非常热心地推动了乾隆皇帝的文化新规，在全省范围内搜查禁书，还调查地方县志，查阅有没有不敬之处。
自己身为文化人，却积极打压草根的文化人士，他在任时对于文化的摧残已经无法挽回，在后人看来刘墉罪责难免。
所以到底是好官与否，要看他的立场，看他影响了谁，得到好处的，便说他好官，因他而吃亏的，便说他不配为官。无论是清廉的形象还是十恶不赦的形象，都只是浮光掠影，到底受时局所限，保官保命，沉醉于琴棋书画的一个传统大官。
只知道专制制度难改，皇帝轮流做，刘墉又何尝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他确实是一个有思想，敢作敢为之人，只是他的思想是传统思想。以当时的人们来说，他也能担得上好官之名，然而以后世人的革命观念来说，只是一个守旧的保皇党。
刘墉对于文字狱的热心影响是极新的，直接导致了文人雅士们都不敢再创作，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文化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