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个很奇特的存在,其实类似屈原的存在绝不是他一个。
他所在的时代,在他眼里,堪称“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楚国眼看就要灭了,而且是眼睁睁看着它灭掉而无能为力。
毫无疑问,屈原很珍视他的时代,也许他认为时代本应该蒸蒸日上,如果没有秦国的逼迫和楚国的内忧,这简直就是最好的时代。
他很难接受这种过程的中断,或者预见到了秦国的虎狼之师滚滚而过,死尸遍野,甚至预感到了后面将有更大的动荡,包括楚汉之争的惨痛灾难。
似乎他所在的时代是最好的,历史的车轮如果不停止,那么将万劫不复。
无疑,屈原的预感是对的,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羽毛,选择了跳江。那么同时代其他人呢?即便大家都比他钝感,但最少也能感觉到秦国大一统恐怕难以阻止,之后的生存也怕有难以预料的艰难,只是大家都愿意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肉吃肉,没肉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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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屈原这种人不是只他一个呢?
商朝灭亡后,商臣伯夷和叔齐来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活活饿死,被司马迁写在《史记》里赞扬。你看,这感觉和屈原挺像的吧。很明显,他们对商朝是很留恋的。
儒家认为这是一种优秀品质,不过小编认为这只是一种人的本性,类似于诗人气质的极度敏感,历史上这种人有,但不多。
再比如清末民初的王国维,写了《人间词话》的,倒并非遗老遗少,也不是迂腐,他就是有那种诗人的敏感,道理上啥都懂,感情是接受不了。
再比如徐志摩,虽然徐志摩是坠机而死的,时间是1931年,虽然感情的因素居多,但对社会的忧虑也不是没有,在艰难时事中倍感吃力,他后期写的诗歌有很多虚无主义色彩,他也曾关注社会发展,对苏俄、欧美、德日有自己的观察。他死的时候国难还没有深化,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日后林徽因随西南联大教授们迁往西南,生活困顿,贫病交加,还羡慕徐志摩不必受那样选择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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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时期的北平,周作人是北方文坛领袖,风光一时,但抗战一结束,第一个算账的能不是他吗?战前胡适等人曾几次劝他乘早南下,他不听,这就是敏感度的差异。一时不慎,最终只能“寿则多辱”,羽毛脏了。
再比如文天祥,也有这种诗人气质。他何尝不知自己书生之臂不能抵抗铁马洪流?至于宁死不降,南面而被砍头,围观的都是黑压压的群众,他所处的时代是前所未有的。从那时起,我们已经看到鲁迅笔下最常见的“看客”。
摘一段鲁老爷子的文字: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呐喊》自序
诗人遇到看客,才算是一种戏剧。屈原也好,王国维也罢,虽然可怜,最少避免被围观了,可能在屈原眼里,周围那些无动于衷的人,已经和鬼差不多了,他看到了人的底线——就是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没有底线,比如家人不认,弱肉强食,吃人肉。
最后总结一下,屈原这样的人很少,但总会有一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