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地位如何？有人水深火热，有人权倾朝野如同二皇帝
究其原因乃在于明代君主专制高度发展，废丞相，建内阁，一切大权集中于皇帝手中。皇帝精力旺盛且乐于躬亲政务之时，尚可大权独揽；而一旦皇帝年幼或昏庸无能、倦于从政，就会把处理政务的权力交给朝夕伴随身边因而得到信任的太监手中。
随着上层宦官权势的增长，其财富也迅速增殖。特别是明中期以后，有权势的宦官的富有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其财富的积累主要靠三个途径，一纳贿，二经营庄田，三开设私店从事商业活动。英宗时的王振，已开明代上层宦官大量纳贿的先例。“每朝觐官来见者，以百金为率，千金者始得醉饱而出”。
土木之变后，“籍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玩无算”。这样多的家财，主要是其收受贿赂所得。弘治时太监李广自杀，孝宗怀疑他“有异书”,派人至其家索取，“得赂籍以进，多文武大臣名，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孝宗阅后很吃惊，说：“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解释道：“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这是太监受贿赂的典型事例。
武宗时的刘瑾勒索贿赂更为苛刻，“要索天下三司官贿，人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不与则贬斥，与之则迁擢”。兵科给事中周钥勘事淮安，知府赵俊善“许贷千金，既而不与。时奉使还者，(刘)瑾皆索重贿钥计无所出，舟行至桃源，自勿”。刘瑾被籍没时，其家产有大玉带八十東，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算太监占田自正统年间“尹奉、喜宁始”,其后越来越多。其取得土地的主要方式是受赐和奏乞。天顺元年(1457年)五月，太监刘家林被赐予“真定府深州田一百顷”。天顺三年(1459年)三月，太监张辉被赐予“直隶保定府新城县空地一百五十余顷”。成化十七年三月，上层宦官陈昱被赐予“定兴田二百九十余顷”。
这些都是宦官接受赐田的例子。正德七年(1512年)十一月，镇守宣府的太监王刚“奏乞前镇守者地百二十顷”,“诏特与之”。这是上层宦官奏乞土地的一例。仗势侵占官民土地，也是上层宦官取得土地的重要方式。史载正统至天顺间的太监曹吉祥原有土地十顷十三亩，后“占过军民田地二十四顷八十七亩”,组成了三十五顷大小的田庄。“正德中，奄人多夺民业为庄田”。
上层宦官也有购买土地的，如正德年间御用监太监丘聚在良乡购买土地四顷，万历年间太监张诚“买邵皇亲等庄田不下数百余所”。不过，利用这种取得土地的方式，在上层宦官来说，远不如前述三种多。上层宦官利用封建特权从事商业活动的相当多。正德年间山海每关、广宁、辽阳等处俱有镇守太监店房，擅自抽分”。万历时太监张诚“市店遍于都市”。他们有的店铺还是皇帝赐予的，成化时太监梁芳被赐给和远官店。
有的是上层宦官私自设立的，如正统年间，“太监僧保、金英等，恃势私创塌店十一处，各令无赖子弟霸集商货，甚为时害”。有的是将官店据为己有，正德元年(1506年)五月，吏科给事中吉时“劾镇守辽东太监朱秀，于山海关外八里铺，奏立官店，以驻往来车辆，初欲取其税，以补犒夷之费耳，而乃私之。凡一车必银一两，过者皆不免焉，实未尝用之于公”。
上层宦官利用特权分享食盐专卖权谋取私利的也不少。正德元年(1506年),户科左给事中尚衡曾为此而向皇帝报告说：“近来皇亲驸马、公侯、太监家人开中引盐，诡名包占，凭借声势，强中强支，商人聚守，资本折阅，是以近日各边报中者视昔甚少。”在贩卖食盐中，有的上层宦官还搞大规模的走私，如《明史》卷三O四《汪直传》载：“南京镇监覃力朋进贡还，以百艘载私盐，骚扰州县。”将资本投向采矿业的上层宦官，在史料中也可偶见记载，如《续文献通考》卷二三载：“明末有芮四者献策中官”,在江南开采银矿，“中官以己资率百人开采，恣扰乡民，得不偿失”。
上层宦官由于政治势力极大，财富甚多，其身份地位就处于很特殊的状态之中。
一方面他们是皇室的家奴，另一方面又是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在皇室成员、特别是皇帝面前，他们称仆服役，在皇室成员以外的人面前，则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他们使有“私臣”:“掌家”为之“掌一家之事”,“管家”为之“办理食物、出纳银两”,“上房”为之管理“箱柜锁钥”,“司房”为之掌理一应文书。另外管帽、管衣靴、茶房、厨房、看庄宅等，也无不有专人役使。他们本身没有子女，但可“荫弟、荫侄，封伯、封公”。其门庭气势显赫，令人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