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南北朝-孝文帝对吏治的改革和迁都洛阳

孝文帝对吏治的改革

北魏初年规定，地方官不论其治绩如何，任期都是六年，期满离任。

因此，许多官吏对治理民事毫不热心，却竭力追求个人财富。

如公孙轨当地方官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魏书•公孙长传附公孙轨传》）。

这样的事例在北魏官场中屡见不鲜。

有一次，孝文帝问臣下高祐：怎样才能使盗贼平息呢？高祐回答：盗贼，也是人。如果地方官很称职，治化有方，就不会再有了。孝文帝听了深以为然。这可见孝文帝对吏治问题的重视。

为了整顿吏治，缓和阶级矛盾，北魏统治者采取了两条措施：

一是实行俸禄制。公元484年，魏颁布法令，正式规定“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之禄。”俸禄之外，贪污满一匹者处死。

二是对地方官任期长短不做硬性规定，而是根据治绩而定，好则留，不好则去。这样一来，官吏治绩好坏与仕途升迁联系起来了，使他们在盘剥人民时不能不有所考虑。

吏治的改革，是北魏政治上的一件大事。

如实行得好，就可刷新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同时也为以后各项改革的进行打下基础，意义是重大的。迁都洛阳北魏的汉化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历史过程。

早在建国之初，汉化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这一汉化的范围和程度都极其有限，这主要体现在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加入北魏统治集团和参与政治方面。

拓跋焘时，建立太学，祀孔子，任用了一大批素有威望的汉人，最典型的就是崔浩。

崔浩对汉族文化十分熟悉，尤长于天文历学。拓跋焘在很长一段时期对他委以重任。

通过这些汉族知识分子谋士群的努力，北魏统治集团接受了一些汉族文化，汉化的程度逐渐加深。

但是，汉化在当时还没有作为一种政策来推行。拓跋统治者的政策常有变化，对于汉族士人，时而信任，时而排斥，对于汉族文化时有抵触。

孝文帝时，开始把汉化做为一项国家基本政策加以推行。

迁都洛阳是他的汉化政策中一项重大措施。

迁都洛阳

北魏的都城，在进入中原后，开始建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境）。

平城地处北方，生活习惯，气候条件都与鲜卑故土相近。

但随着北魏在中原疆土的开拓和被统治的汉人的增加，平城对于控制整个北方地区，已不适合。平城地区游食者众多，且屡受灾荒，粮食供应常发生危机。

早在拓跋嗣统治时期，就有迁都之议。史书记载：“永兴中，频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内，路有行殣。帝以饥，将迁都于邺，用博士崔浩计乃止。”（《魏书•食货志》）

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平城又遭大旱，春天到来，竟然“野无青草”。即使风调雨顺之年，平城一带也常有饥荒现象。

而当时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已较发达，逐渐成为北魏主要产粮基地。所以从关外贫瘠的平城转移到中原经济中心，已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而且平城长期作为北魏都城，功勋公老多居于此，保守势力十分强大，他们拒不接受先进的汉族文化，因循守旧，给北魏社会发展造成阻碍。因此，从摆脱保守势力的束缚这一点来说，迁都也是当务之急。

孝文帝统治时期，北魏军事实力虽然已逐渐衰落，但孝文帝却抱有灭南朝、统一全国的雄心。这可由文帝所说迁都洛阳的理由是“经营天下，期于混一”（《资治通鉴》卷一三八）可证。

所以，从军事上说，平城作为国都也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了。

当时新都选择地点有二，一是洛阳，一是邺城。

洛阳是汉族政治文化中心，汉、魏、西晋都曾建都在此，是所谓“中夏正音”所在之地。

邺则是中原最富庶的地区，集中了北方财富，是河北主要的粮食和丝绵产地。

单纯从经济意义上说，邺要胜过洛阳一筹；但从吸收汉族文化的角度看，洛阳要比邺优越。

孝文帝最后把新都定在洛阳，可见迁都之举主要还是从加速鲜卑族汉化的方面考虑的。

迁都洛阳对于世世代代居住朔方的鲜卑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这意味着，拓跋氏必须放弃过去那种以游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而使经济生产农业化；同时，还意味着在生活方式上也要来一个变革。

这样一个从行动到观念都要为之一变的迁都举动，所遇到的阻力是难免的。

反对派的首要人物是太子元恂和拓跋氏元老元丕、陆叡、穆泰等，他们在朝中的势力很大。

孝文帝迁都之心已定，为防止节外生枝，便假称要大举南伐。

公元493年六月，孝文帝带领步骑三十万人，离开平城向南进发。大军行至洛阳，连日霖雨不止，但孝文帝仍坚持进军南向。

尚书李冲等人就出来反对，说“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独行，竟何之也？敢以死请！”孝文帝听了大怒，说：“吾方经营天下，期于混一，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安定王休等趴在地下痛哭失声，苦苦劝谏。

孝文帝这才说，如不南伐，便须就此迁都洛阳。

並即宣布：“欲迁者左，不欲者右。”（《资治通鉴》卷一三八）

群臣又害怕南伐，不敢再言，迁都之计就这样定下来。

孝文帝的儿子是一个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又不上进的人。

他体胖怕热，到洛阳以后，“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

他趁着孝文帝出游嵩山，“轻骑奔代（平城）”。

孝文帝闻讯大怒，为了保证汉化顺利进行，毅然将太子贬为庶人，后又用毒酒将其毒死。

紧接着，拓跋族元老穆泰、陆叡与镇北大将军乐陵王元思誉、代郡太守元珍等勾结，想据平城起兵，史载其时“代乡旧族，同恶者多”（《魏书•于栗传》）。

形势十分危急，迁都与反迁都是关系到拓跋氏汉化的关键。

孝文帝当机立断，派得力大臣任城王澄率兵镇压叛乱，再次将反对派挫败。

洛阳终于成为拓跋氏人心目中真正的都城，成为北魏占据中原，正式接受汉化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