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和吕思勉认为曹操不称帝是担忧名声不好而自我克制
此事约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
当年，周武王临终想将王位传于周公。周公写下了自己代行王权，适时还政于成王的“字据”，藏在小箱子里。此“字据”，即为《尚书·金滕》。曹操借此典以明志，表示自己不会当皇帝。
不久，曹操就突发重病薨逝了。
在上面这段记载之后，司马光发了一大通议论。
他历数了从汉光武帝之后历朝得失，说“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倖用事”，就是外戚和宦官独揽朝权，“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
这是说，和帝之后，东汉便每况愈下了。
他又说：“不幸承陵夷颓敝之余，重以桓、灵之混虐”——很不幸的是，经过伤害、衰败之后，又加上了汉桓帝和灵帝的混乱暴虐——“保养奸回，过于骨肉；殄灭忠良，甚于寇仇；积多士之愤。畜四海之怒。于是何进召戎，董卓乘衅，袁绍之徒从而构难，遂使乘舆播越，宗庙丘墟，王室荡覆，烝民涂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
司马光下面说：“然州郡拥兵专地者，虽相互吞噬，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
他说：“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
他认为，以曹操的粗暴强横，加上立下的大功，他积蓄不把汉朝皇帝看在眼里的想法已经很久了。可是直到去世，他都不敢废掉汉帝，自己取而代之，难道他没有做皇帝的欲望？还是畏惧名声而克制自己罢了。由此看来，教化怎么可以轻视，风俗又怎么能够忽略呢！
司马光
司马光最后这句话，和这一大段的开头，就相互照应了：“臣光曰：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
概括来说，司马光认为，曹操不是没有自己当皇帝的野心，只是顾虑名声不好、名义不顺，始终在自我克制。
吕思勉先生亦持此观点。
他在《中国通史·后汉的分裂和三国》一章中说：“三国的分裂，可以说是两种心理造成的。其一是封建的余习。”“又其一则为南方风气的强悍。”
后一条，不去多说。前一条，吕先生认为：“人心是不能骤变的。在封建时代，本各有忠其君的心理，”“试看汉代的士大夫，仕于州郡的，都奉其长官为君，称其机关为本朝，有事为之尽忠，死则为之持服，便可知道。”
有这种心理的，就是一种社会氛围。
司马光说那些“拥兵专地者”，“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和曹操说自己愿意当周公而不当皇帝，道理是一样的。
打破这一局面者，是曹操之子曹丕。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薨逝，曹丕篡汉自立，是为魏文帝。翌年，刘备称帝于蜀，是为蜀汉昭烈帝。太和三年（229年），孙权称帝，是为吴大帝。
曹丕甚有文采，但无治国雄才大略。儿子明帝，荒淫奢侈，朝政败坏。明帝养子芳年幼继位，很快被司马氏夺去了大权，废曹芳立曹髦，曹魏一朝实际上就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