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前期奠定的强大基础保证其在安史之乱后仍能苟延残喘百年之久
举几组数字为例。安史之乱后的唐宪宗时期，宣武节度使韩弘有一回向朝廷进贡，“献马三千，绢五千，杂缯三万，金银器千”；但这只是九牛一毛，他的库存是这样：“库厩尚有钱百余万缗，绢百余万匹，马七千匹，粮三百万斛”，而且，这只是他手里的现货。
唐穆宗时期，卢龙节度使刘整曾经一次性随手向朝廷进献战马1.5万匹。所以不难理解，为啥仅仅卢龙一镇就能压制契丹数十年。
而唐朝前期的强大，不仅在于一两个杰出的皇帝，而在于集历代之大成、接近封建社会极限的体制。
隋、唐之间的继承与发展，高度相似当初的秦、汉：当初秦灭六国，对内一统、对外开拓，通过涵盖政治、制度、文化、经济等一系列领域的划时代改革，奠定了一个王朝的强大基因；然而，身为世代贵族，秦始皇、秦二世父子并不懂得体恤民情、慎用民力，无尽的工程与征战，把不堪忍受的民众推向了王朝的对立面，由此步入二世而亡。
由秦朝基层官员、平民建立的汉朝，一方面避过了秦朝的坑，另一方面在几乎全盘继承秦制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改进，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打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文明的汉帝国，甚至在被篡夺后还能顽强复活。
隋、唐之间也是这种继承、发展的关系。隋朝像秦朝那样终结分裂、整合制度、开辟新时代，同样因贵族气质浓厚的隋炀帝导致二世而亡。
而由于两大因素，让唐朝的崛起、比当初的西汉迅捷得多：其一，天纵英才而又勤于政事、“自古以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的唐太宗李世民；其二，兼收并蓄、集合了南北贵胄的名臣群体：李氏本身固然出自周、隋关陇集团，而萧瑀、陈叔达等人则是南朝梁、陈皇室后裔，封德彝、唐俭、长孙顺德、殷开山、李靖等都是贵族子弟，李世勣、魏征则代表了关东豪族……
立国之初的大唐朝廷，汇集了当时综合素质最高、涵盖面最广、最具代表性的人才群体，他们承接隋朝的经验教训，君臣戮力同心、励精图治，成功将南北朝以来北方的武力与吏治、南方的人文与思想整合为一体，建立了一个集历代之大成、高度契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政权模型，奠定了王朝强大的基因。
这种强大是涉及到所有领域的。
第一，中央权力的重新构建。
两汉的强大，基于君权、相权的相辅相成。而东汉的瓦解，也正是由于权臣在乱世中凌驾于皇权之上。
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传统权力的均衡架构不复存在，君臣之间相互猜忌，帝王以中书、侍中等近臣来制衡朝廷，世家大族抱团自成体系，这也是那个阶段政治混乱、更迭频繁重要原因。
三省六部制示意图
到了唐朝，则进一步发展完善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魏、晋以来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成为朝廷宰相，中书执掌命令权、门下掌握审驳权、尚书则手握施行权；帝王的命令下达后，必须经由中书颁布、经过门下副署，方能进入执行阶段，这就是以分散的相权节制君权。尚书省以左、右仆射分管六部，往下再设二十四司，全国政务悉数由中央朝廷统一管理。这种宏大而精密的中枢架构，是自西汉以来封建帝国的又一次跨越性进步。
第二，地方政权结构的重组。
两汉时期，长期实行郡县、郡国并行制，地方长官一并掌握军政财大权，这实际上是先秦“封建”思想的延续。因此，到了东汉末年，地方长官、豪族地主割据一方几乎水到渠成；东晋时期，地方大员也有能力屡屡发动兵变。
隋唐时期，上述分离趋势得到制度性遏制。唐朝全国共分为358个州府、1573个县，数量远超前代，地方长官的权力被敲碎；即使上等州的刺史也只是从三品官员，地位今非昔比。
更关键的是，官员的任命均由中央朝廷掌握，地方长官无法像前代那样自己自行设置官署人员。“往者州惟置纪纲，郡置守、丞，且惟令而已。其具僚则长官自辟......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
第三，文、武领域的两大划时代制度。
在隋朝的基础上，唐代不断完善贡举选才制度，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允许士人自行举荐、参与考试，由朝廷吏/礼部直接处理，不需像汉代察举制那样必须经过地方长官挑选，也不用向魏晋南北朝那样受限于身份、门第，首次让所有阶层的才俊都能获得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这一转变的历史意义远超今人的想象：它让平民都有机会改变命运，彻底从制度上摧毁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阶级分化，加速了国家治理队伍的新陈代谢；它加大了全体人民的向心力、凝聚力、自豪感、爱国心与自信心，强化国家意识、自发维护国家的统一；面向所有人的考试，客观上加速了全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唐朝诗歌的兴盛与此密切相关。
府兵制
在“武”的层面，自然是让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府兵制，这一制度，沿自西魏、北周，至隋、唐而大成。它的优点有三：“无事耕于野，番上宿卫，有事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领无法在军队形成派系、避免武将擅权，还可以兵养兵、减少国家财政负担；相对于西汉的“全农皆兵”，府兵制是“全兵皆农”，即在农民中挑选其合格的对象充当府兵，这是一种事实上的“精兵”思路，既免去了大部分百姓服兵役的负担、专心于耕种，又能提升军队的技战术能力。
更为关键的是，它为普通百姓提供了另一条改变命运的途径：若读书不行，但家庭条件尚可、身体健壮，就可通过参加府兵积累军功、获取财富，从而改变人生。它带来的积极意义，不下于科举制。
第四，藏富于民的税制。
唐代前期的税制，是大名鼎鼎的“租庸调”制。简而言之，每个成年的劳动力授予百亩地，其中80亩在60岁时还给官府，另20亩归其世代所有。他们每人每年上缴2石粟，是为“租”；每户每年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做“调”；服徭役20天，可以缴纳布匹抵消，这称做“庸”。
这一制度的优点有二：其一，轻徭薄赋，以“租”为例，相当于四十而税一，远低于孟子所推崇的“王者之政”——十而税一，也低于西汉初期的三十税一；而在西晋初年，则是“百亩课田六十亩”。说到“庸”，西汉是1个月；至于“调”，西晋的户调“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其二，条目分明。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让不法官员难以横征暴敛、巧立名目。
概而言之，“租庸调”制真正实现了藏富于民、安居乐业。
综上，唐朝的政治架构，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皇权与臣权的协调与均衡，让大一统政权深入人心；科举制与府兵制，在文武两方面打破了阶级垄断，调动了全国的资源，建立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库；租庸调制，奠定了相对富足而宽松的生存条件。唐朝的前半期，因此而繁荣昌盛、强大奋进，社会各阶层从未如此紧密地团结在一个封建皇室之下。
安史之乱示意图
而安史之乱则是府兵制崩坏之下、过于注重拓边带来的沉重代价。这次战乱后，藩镇割据、宦官参政成了唐王朝持续150年挥之不去的梦魇；同时，由于均田制不复存在，租庸调制也被更为沉重的两税制取代。
但安史之乱前的成果，仍让这一时期的唐王朝享受着红利：早已形成的向心力、认同感，让人们仍对李唐皇室抱有认可，社会中不存在谋朝篡位的土壤；无数仁人志士通过既有制度进入国家权力中心，以主人翁精神竭力匡扶时政、改革旧弊，李泌、裴度、韦皋、李晟、浑瑊、马璘、李德裕......在一代代名臣的辅佐下，出现过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中之治等短暂的可喜景象；虽然王朝税收锐减，但依靠富足稳定的南方，仍能在内忧外患下竭力支撑；虽然藩镇林立，但直到黄巢起义爆发前，一直没人具备对唐王朝这一“共主”取而代之的能力、野心与舆论。
毫不夸张地说，但凡宦官、藩镇两大痼疾去其一，唐朝也许都可以继续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