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林悟道《韩非子-忠孝》第四章，明君贤臣，讲了什么？
红林悟道《韩非子-忠孝》第四章明君贤臣
红林悟道《韩非子-忠孝》上一章韩非子就尧、舜、汤、武“弑君曲父”进行了深入的论说，主要还是按《竹书纪年》上的记载为准，他认为尧被舜囚，尧辟位，舜继位，关键是尧还尊舜为君，不知尧是心甘情愿，还是被逼无奈，总之韩非子认为尧、舜的作法不对，不合规矩，而汤、武“弑其主、刑其尸”更是不对。最让韩非子想不明白的是这四人的行为“天下誉之”天下人都为之称赞。
对“弑君曲父”的恶行，天下人不嗤之以鼻，反而大加赞赏，成了社会共识，在韩非子看来这就是天下至今不治的原因。韩非子“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的论定让人回味无穷。这里的“不治”并不是无序的混乱，而是没有达到韩非子理想中的“法治”无为。自古社会就处在“治与不治”的混合体中，只是要看整体与局部的治与不治，治与不治的比例。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的特性就决定了完全的“治与不治”是不存在的。
从“道”的角度看，“天下至今不治”本就是事理，事物发展的动力是自身的矛盾，治与不治就是天下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原力，如果天下治了，矛盾没有了，社会就不会发展。从辩证法的角度看“治与不治”是永远会并存下去，只是看谁占主导地位。韩非子将“天下所以至今不治”的原因归咎于尧、舜、汤、武和“天下誉之”有些偏颇。
天下的“治与不治”所涉及的原因很多，韩非子从“人情”与“社情”的角度得出“依法治国”的思想，依之则治，弃之则乱。韩非子说尧、舜、汤、武的故事，无非就是借此来说明没有法制与法治，是天下不治的原因。
为了继续深挖尧、舜、汤、武的历史“罪恶”，韩非子接上文继续说道“夫所谓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意思是：所谓明君，应该是能够控制臣子的人；所谓贤臣，应该是能够彰明法律、治好官务来拥戴君主的人。
韩非子意思很明确，就是要通过对比来说明什么是明君贤臣，按此标准而言尧、舜、汤、武绝不是明君贤臣，自然就是“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是昏君奸臣了。明君能很好地控制住臣子，但，尧没有控制住舜，被舜囚禁，不得不辟位于舜。反过来说，贤臣要知法尽职拥戴君主，但舜显然不是，他知法犯法，囚禁尧帝逼其辟位，自己继位。在韩非子看来，尧与舜的所作所为都是不法之为，既没有按规矩行事，也没有依法理事。
尧舜时期没有明确的历史文献，也没有出土带有文字的文物，我们无法确定那个时代是否存在明确的法律条文，尤其是关于部落首领继承的规定。即使是韩非子也只是按自己的猜测或是研究，并以法家的标准与思想来评判尧、舜、汤、武的“弑君曲父”之为。这也是现代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就像我们认定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多年的历史是“封建”一样，我们只是用了现化西方化的历史观来评判我们历史。这样的评判标准显然是不科学，不公正的，是对我们自身灿烂历史的侮辱。
韩非子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来评判夏商周时期的尧、舜、汤、武，显然，这也是不科学，不公正的，不能为了证明自己的学说，拿古人来说事，只因为现在的人都推崇尧舜汤武，这有些哗众取宠。尧、舜的事我们不置评说，但汤武还是要讲一下，汤武伐桀灭夏被称做“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消灭暴君与暴政这是历史的前进，是由“不治”走向“治”，是一种进步。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从《五蠹》中我们就知道在上古原始部落时期，部落首领是推举产生的，为部落的生存与发展有重大贡献的人才能被推举为首领。到了国家时期，朝代的更替都是从“不治”走向“治”，形式如“汤武革命”一样。从民众的角度讲，“治与不治”的主体是百姓，社会混乱百姓苦难，社会平安百姓安康，所以圣贤将朝代的更替上升为“替天行道”。
【夫所谓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
我们知道“明君贤臣”的概念就好，并在现实中实践。我们需要的是“忠诚”，而不是“愚忠”，忠诚者只对事不对人，愚忠者只对人不对事。对事才能按事物的规律与规则行事，事才能成功，事成才是“忠诚”的目的与实质。
朝代的更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已经超出了“孝悌忠顺”的道德与价值观。只是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从未中断，所以讲起此话题就显得很是沉重，不管怎么样，当今的中国是最好的中国，我们一直在进步，没有辜负圣贤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