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如何成功入职秦国的？

商鞅是卫国国君姬妾所生的公子，名鞅，姓公孙，他的祖先姓姬。公孙鞅年轻的时候好刑名之学，在魏国丞相公叔痤手下做中庶子。公叔痤知道卫鞅有才华，但他还没来得及向国王推荐，自己就病倒了。

有一天魏惠王来探望病情，他对公叔痤说：“您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国家的事情该怎么办呢？”公叔痤回答说：“卫鞅人尽管年轻但很有才华，可以将国家大事托付于他。”魏惠王听了之后并没有回答。魏惠王要离开的时候，公叔痤屏蔽了左右，对魏惠王说：“卫鞅很有才华，我王如果能用就委以重任，如果不用，就把他杀了，不要为他国所用。”魏惠王点了点头。

魏惠王走了以后，公叔痤便把卫鞅叫到自己身边说：“我向我王推荐你，但他并不打算任用，你赶紧逃到其他国家去，以免被他们抓住。”卫鞅说道：“魏王不听你的话任用我，当然也不会听你的话伤害我。”果然魏惠王离开公叔痤府上后，便对左右说：“公叔痤老糊涂了，怎么能让我把国家大事托付给卫鞅一个毛头小子呢？”

西行入秦，游说秦君，欲扬先抑，步步为赢。公叔痤死后，卫鞅听说秦孝公在秦下发了求贤令，征集贤能之士以恢复穆公霸业，于是便西行入秦，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了秦孝公赢渠梁。卫鞅和秦孝公谈了很久，秦孝公一直打瞌睡，提不起一点精神。卫鞅走后，秦孝对景监说：“你引荐来的人说话不着边际，能对秦国有什么好处呢？”景监用秦孝公的话去责备卫鞅。卫鞅说道：“我是用五帝治国的方法来开导他，他不能领悟，希望五天之后，再向引荐我见孝公。”卫鞅第二次见到秦孝公的时候，比第一次情况要好一点，但还是不能让秦孝公满意。事情过后秦孝公又斥责景监，景监又去责备卫鞅。卫鞅说：“这次我用三王治国的方法去引导他，他还是听不进去，请再次引荐我。”

于是卫鞅第三次去见秦孝公，这次交谈之后，秦孝公对卫鞅的言论已经有所肯定，只是还没有完全听取。这次过后，秦孝公对景监说：“你这个客人还不错，我和他很谈得来。”卫鞅说：“这次我是用五霸治国的方法来引导他，看来他能够接受，请让我再次进见秦孝公，我知道该和他谈什么了。”于是卫鞅第四次进见秦孝公，这次两个人谈了很久，秦孝公表示自己想一直想听下去，不想打断。

富国强兵的谋略，变法图强的决心。事后景监问道：“你是用什么方法打动我们国君的？我们国君非常高兴。”卫鞅说：“我先用三皇五帝的治国之策去开导他，希望把秦国治理的像夏、商、周一样，有很高的道德水准，可是孝公没有耐心等那么长时间，他表示在自己在位的时候，就希望看到成绩，这是他所期望的。怎么能憋憋屈屈得等上几十甚至上百年之后，才成就帝王之业呢？所以后来我只能用富国强兵的谋略来为孝公出谋划策，但如果这样做的话，秦国就不能达到殷朝、商朝的道德水平了。”

不从于众，不流于俗，不拘于理，不陷于利。秦孝公任用卫鞅后，卫鞅便想在秦国实行变法，但秦孝公害怕天下人议论自己。卫鞅劝秦孝公说：“成大事者不从于众，君主作出的决定不必和百姓商量，百姓只用共享其成果就可以了。聪明人做出的决定，也不是常人所能理解，不一定要效仿古人，主要看适不适合国情。”

甘龙说道：“圣人在教导人的时候，不会轻易改变人的习惯，聪明人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不会轻易改变原来的法度。按照人们旧有的习俗来教导，不用费力就可以成功。按照原有的制度来治理国家，官员们熟悉程序而百姓也不会受到惊扰。”

杜挚说道：“按照过去的办法治国，就一定不会有错，变法要有十倍的功效，能看到巨大的利益才可以进行！”卫鞅反驳道：“周武王和商汤不守旧得到天下，夏桀、商纣遵循旧礼而亡国。改变古法的人不值得否定，遵循旧礼的人也不值得赞扬。”秦孝公说：“好！”于是任命卫鞅为左庶长，开始着手制定法令推行变法。商鞅西行入秦，并没有急于和盘托出自己的谋略，而是一步步试探秦孝公的决心，谋国欲扬先抑，最终获得了秦孝公的信任，成功入职并官拜左庶长，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随之拉开了帷幕。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商鞅和秦孝公的君臣际遇可谓千百年难得一遇为了共同的变法强秦的梦想他们相伴始终。正是商鞅变法使秦国由一个诸侯卑之的贫弱之国奇迹般实现了大国崛起，奠定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商鞅变法所确立的郡县制度、中央集权成为此后两千余年中国历史的主流，虽然中国历史上也和西方国家一样出现过分裂动荡，但统一始终是主流。所谓万世皆行秦政治就是说秦奠定了此后两千余年中国历代王朝中央集权皇权专制政体，而这种政体在秦国的诞生正是肇始于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作为战国七雄中持续时间最长、程度最深彻的变法之所以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孝公的支持：秦孝公为支持变法而不惜与秦国的保守世家贵族为敌，当自己的太子和兄长触犯新法时也能从秦国长远的根本利益出发秉持大义。商鞅和秦孝公的君臣际遇因此被视为中国历代君臣关系的典范，然而商鞅第一次面见秦孝公时给秦孝公留下的印象并不好，他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抓住了领导的心呢？为什么秦孝公能一直对商鞅言听计从委以重任呢？

秦孝公于秦献公四年（公元前381年）12月6日出生。秦献公二十三年（公元前362年）其父秦献公去世后秦孝公继位。秦孝公继位时年仅21岁。是不是和《大秦帝国》中侯勇老师所扮演的形象差距很大呀？而这年的商鞅也不过36岁。放眼当今世界政坛二三十岁就成为一国元首或高官的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商鞅是卫国国君姬妾所生的公子。其实商鞅的本名并不叫商鞅，那么商鞅究竟姓甚名谁呢？中国古人的姓氏文化和我们今天有所不同：事实上中国古人的姓和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正如古人的名字其实分为名和字比如我们熟悉的关羽字云长、刘备字玄德、曹操字孟德、诸葛亮字孔明......中国人最早的姓起源于母系氏族时代，所以其实中国人最早是随母姓的，所以“姓”这个字是女字旁；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谓的姓氏其实是古人的氏，是随父系相传的。商鞅是姬姓公孙氏，单名一个鞅字。热衷于刑名之学的商鞅早年在魏国丞相公叔痤家中当中庶子（家臣），公叔痤对他很欣赏，病重之际曾向魏惠王举荐由他来继任相国。但魏惠王觉得此人太年轻，没有从政经验，没有答应。公叔痤见魏惠王无意起用商鞅，于是又建议魏惠王杀掉商鞅，因为如果商鞅被别国得到将成为魏国的大患。魏惠王走后公叔痤又叫来商鞅说道：“我方才向大王举荐你，无奈大王并无起用你的意思。我为了尽大魏臣子的忠义向大王建议杀掉你，现在我要尽朋友私交劝你逃走。”商鞅却回答说：“既然大王没因为您的话起用我，自然也不会因为您的话而杀掉我。”商鞅的分析完全正确魏惠王根本就没瞧得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公叔痤死后商鞅在魏国失去靠山。恰在这时僻处西隅的秦国有了新的国君。刚继位的秦孝公准备光复其先祖秦穆公（春秋五霸之一）的事业，收复东边被（三晋）侵占的土地，下令在国内访求贤才。商鞅得信以后立即收拾行李，西出函谷关，来到了秦国。

来到秦国的商鞅通过贿赂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而得以觐见秦孝公。此时的秦孝公求贤若渴，加之秦国此时并不强大，其实是以一种仰视的目光在看待这位远道而来的东方学子，可一番交谈下来秦孝公不禁大失所望：商鞅初见秦孝公时首先提出了以尧、舜为代表的帝道治国。帝道治国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治国之道，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所有治国之道的鼻祖。所谓帝道治国其实就是无为而治政府只需要扮演一个宏观调控者和仲裁者的角色，而不要干预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商鞅在提出帝道治国时首先列举了尧舜二帝在位时的繁荣盛景，但秦孝公认为帝道治国见效太慢，而秦孝公是希望快快的出成绩的。对帝道治国嗤之以鼻的秦孝公愣是把商鞅的言论听成了催眠曲。也许是景监的确很得秦孝公宠幸，凭着他的门路使商鞅得以第二次面见秦孝公。这次商鞅和秦孝公谈论的是王道治国理念王道治国是经过两千多年历史延续的成规定制，其最为成功的范例便是西周礼制。这种王道礼制的确曾使天下康宁一片兴盛，而且儒家一直不遗余力的为这种王道张目礼赞。春秋战国以来王道礼制虽然已经大为衰落，但许多国君为了表示自己仁义，仍然坚持说自己奉行王道。而且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正是操的王道之学，那时秦国确实强盛一时，穆公也一度称霸西戎，老秦人一直对此引为骄傲。秦孝公的《求贤令》也申明向往穆公时的强盛，信誓旦旦的要恢复穆公霸业。据此推测：孝公如果接受王道治国似乎也有理由。这次秦孝公没打瞌睡，耐着性子听完了，但依然拒绝实行王道治国。

不得不说景监这个后台果然够硬，证据就是商鞅又得以第三次面见秦孝公。这次商鞅为秦孝公仔细分析了当时战国三大强国魏国、齐国、楚国变法的成功与弊端，从而引出自己的《治秦九论》。其一《田论》：立定废井田、开阡陌、田得买卖之法令。其二《赋税论》：抛弃贡物无定数的旧税制，使农按田亩、工按作坊、商按交易纳税之新法。如此则民富国亦富。其三《农爵论》：农人力耕致富并多缴粮税者，可获国家爵位。此举将真正激发农人勤奋耕耘，为根本的聚粮之道。其四《军功论》：凡战阵斩首者，以斩获首级数目赐爵。使国人皆以从军杀敌为荣耀，举国皆兵，士卒奋勇，伤残无忧，何患无战胜之功？其五《郡县论》：将秦国旧世族的自治封地一律取缔，设郡县两级官府，直辖于国府之下，使全国治权一统，如臂使指。其六《连坐论》：县下设里、村、甲三级小吏。民以十户为一甲，一人犯罪，十户连坐，使民众怯于私斗犯罪而勇于公战立功。其七《度量衡论》：将秦国所行之长度、重量、容器一体统一，由国府制作标准校正，杜绝商贾与奸恶吏员对庶民的盘剥。其八《官制论》：限定各级官府官吏定员与治权，杜绝政出私门。其九《齐俗论》：强制取缔山野之民的愚蛮风习譬如举家同眠、妻妾人殉等等。

这实际上就是要以法家为核心推行对内严刑峻法，对外武力扩张的霸道治国理念。此番言论一出，深得秦孝公之心。大喜过望的秦孝公决定起用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然而兴头上的秦孝公不知道的是商鞅在和自己告辞后曾私下对人表示：霸道治国固然能强秦，但后世之君若不能及时更张，秦国的寿命将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商鞅自己是准备了帝道、王道和霸道三套治国理念，而且他也深知这三种治国路线各自的优劣帝道境界高远，但不适合战国大争之世；王道可行于天下承平之时，却对乱世强国见效甚慢；霸道刚猛有余，却是一门容易令人走火入魔的绝世武功，练成之日天下无敌却自残身体。商鞅自己其实也不知道秦孝公会选择哪种治国路线，但他明确知道自己更适合推行哪种路线，也知道当下的秦国最适合哪种路线。于是他将自己的真实意图藏起来，先把秦孝公的胃口吊足了，再瞬间放出大招。不过他这么做是有前提的：其一景监的背景足够过硬，否则一个游学士子一番应对把国君给吹得睡着了，还幻想有第二次、第三次机会？其二他和景监的关系够铁，否则人家凭什么帮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打通关节面见国君？

商鞅和秦孝公固然是君臣际遇千古难得，可他们要在秦国变法还得经历一番波折，毕竟他们要拿秦国老世族开刀。为了统一国人的思想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结果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旧贵族对变法群起而攻之，于是就有了如下一番论战。甘龙反驳商鞅的变法理念说：“自古以来圣人教化人民不改变习俗，智者治理国家不变更法令。顺着民俗来教化，不费力却易成功；沿袭旧法来治国，官吏习惯，百姓安心。”说完后甘龙转过身对秦孝公说：“现在倘若要变更法令，不遵循旧法，我恐怕天下人会背后非议君上，请君上仔细考虑。”商鞅一听这话当即反驳道：“您所说的不过是俗人的见解罢了。平庸的人被习惯所左右，学者们又拘泥于自己的见闻，不能突破常规。这两种人，不能跟他们讨论变法的事。我想提醒甘龙先生，历代的礼法制度都是不断革新的，而非一成不变。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是不同，但都能称王天下；五霸的法度也各不相同，但都能称霸诸侯。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揭示真相：智者创建法令制度，而愚者只是受其制约；贤者更改礼制，平庸者受其束缚。”说到这里商鞅也转向孝公用坚定的语气说：“受制于旧法者不可与之谈变法；受制于旧礼者不可与之谈政事。主上不要迟疑不决了。”这时杜挚跳出来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变更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变更工具。效法古制可以不出差错，遵循旧礼可以避免偏差。”于是商鞅反击道：”您口口声声说要效法古制，请问是效法哪一代的古法呢？又是遵循谁的礼制呢？伏羲、神农教化却不诛杀；黄帝、尧、舜诛杀而不过分；周文王、武王时代法度、礼制又异于前代。”说到这里商鞅瞥了一眼，只见杜挚头冒冷汗无言以对。商鞅穷追猛打道：“三代不同法，便国不法古商汤、周武王不受古法的拘束，却成就王者之业；夏桀、商纣不变更古制，最终却走向亡国。因此遵循蹈矩并非就是好，而突破常规并非就是坏，关键是要顺应时势而定。希望主上不要再疑惑不决了。”

商鞅在和甘龙等人的论战中大获全胜，坚定了秦孝公的变法决心。商鞅深知自己的变法是要和秦国所有老世族为敌，他所可以依赖的除了秦孝公之外就只有秦国的百姓了，所以他必须取信于民。于是他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招募百姓有能够搬到北门的就赏给十镒黄金。可之前官府的政令朝令夕改从没兑现过，被骗惯了的老百姓的对官府的文告持怀疑态度。商鞅就又宣布命令说：“有能够搬过去的就赏给五十镒黄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一个人搬起木杆到了北门，商鞅立即赏给他五十镒黄金以表明没有欺诈。商鞅以南门立木的方式取信于民，终于得以在秦国颁布新法令。公元前359年商鞅在秦国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其主要内容有：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垦草令》在秦国成功实施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秦国大规模的深彻变法由此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