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人。他的《诗品》是刘勰《文心雕龙》之后的又一杰出的文学批评名著。《诗品》写成于形式主义诗风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的梁代。钟嵘清楚地看出诗歌的衰微是那些“膏腴子弟”、“王公缙绅之士”的罪孽。这些贵族地主们“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其结果却是“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钟嵘认为他们一味讲究用典故和拘忌于声律而忽视内容,是诗风不振的病根。
所以他特别着重于对这两个倾向的批判。他举了不少古人和当时人的名句,说明“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并且指责颜延之、谢庄等人用典过多,造成“文章殆同书抄”的弊病。他对任昉、王融为首的作家们“辞不贵奇,竞须新事”的作风,批判尤为坚决,说他们“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对于讲究声律,他反对得尤为激烈。他指斥王融、沈约这些永明体的创始者过分讲究声律,使“交多拘忌,伤其真美”。他说:“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反对过分的拘忌于声律。
但沈约等人对声律的探讨,使诗歌格律更为完整,永明体的出现为后来律诗的形成准备了条件。而钟嵘一概加以抹煞,就不免偏激了。
在谈到诗歌创作的根源时,钟嵘的主张同刘勰相同。他认为社会生活和自然界是诗歌的本源。
钟嵘对评价诗歌的标准也提出了他的正面主张。他认为诗歌必须“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也就是说必须要兼有充实的内容和华美的文采。因此他在古代诗人中最推崇曹植。他的理由就在于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这显然是想通过曹植的事例针砭当时只注意文采而忽视内容的弊病。这和刘勰的看法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