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率领吴国军队伐楚，其应为“鞭坟”而非“鞭尸”
伍子胥与楚平王之间的仇恨皆因太子少傅费无忌而起。那时候，楚王让费无忌为太子建迎娶秦女，费无忌见秦女生得如花似玉、美貌绝伦，就心生谄媚之心，唆使楚王占有她。楚王见到“准儿媳妇”，果然春心荡漾，于是就据为己有了。
太子建得知此事以后非常气愤，但也无可奈何。而费无忌却对此耿耿于怀，他害怕有朝一日太子继位与自己不利，就竭力在楚王面前制造太子要反的言论，不久楚王便相信了费无忌的谗言。太傅伍奢是太子建的老师，他在楚王面前为太子澄清，楚王不听，于是就把伍奢关押起来，并派人到城父去杀太子，太子建得知消息以后，只得逃往宋国。
太子建既然已经逃走，那就是确定谋反。现在需要处理伍奢了。伍奢有大儿子
伍尚和小儿子伍员（字子胥）两个儿子，伍尚还担任棠地长官。
费无极对楚平王说：“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可以其父质而召之，不然且为楚患。”于是楚平王让伍奢写信让他的两个儿子回来，否则就杀了伍奢。伍奢说：“尚为人仁，呼必来。员为人刚戾忍，能成大事，彼见来之并禽，其势必不来。”“王不听，使人召二子曰：‘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也。’伍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雠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伍尚曰：‘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谓员：‘可去矣！汝能报杀父之雠，我将归死。’尚既就执，使者捕伍胥。伍胥贯弓执矢向使者，使者不敢进，伍胥遂亡。闻太子建之在宋，往从之。奢闻子胥之亡也，曰：‘楚国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杀奢与尚也。”
伍子胥计划先去宋国与太子建相见。在去宋国的路上，他碰到了一位老友申包胥。“初，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当年的好兄弟，在这一别之后，也注定要成为敌人了。进入宋国后，找到了太子建。但好景不长，宋国发生了暴乱，他们两个就跑到郑国。后来太子建答应晋顷公做晋国的间谍，但被自己惩罚过的属下揭发，客死他乡。伍子胥带着太子建的儿子王孙胜，最终逃到了吴国。
伍员
伍子胥进见了
吴王僚。向他陈述自己的遭遇，又鼓动吴王僚讨伐楚平王，并为其制定了一堆军事战略。但公子光一看，如此人才，对自己篡位不利，就反对伍子胥任职。但伍子胥是何许人也，怎会不知？于是伍子胥干脆辞职在乡下种田，同时把朋友专诸推荐给公子光做门客。
楚平王薨逝后，吴王僚派自己的两个弟弟去楚国，派
季札出使晋国。公子光看时机成熟，就找到了专诸，刺杀吴王僚。
公子光
阖闾篡位后，首先招来了在乡下的伍子胥，任命他为行人，他知道，伍子胥是个人才，一定能够委以重任。在吴王阖闾的正确领导、伍子胥的统一指挥、群众们的不断协作努力下，修建了姑苏城。后来伍子胥推荐了一个人才给阖闾，那个人的名字叫孙武。
阖闾测验孙武，用自己后宫女子做实验，“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鈇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
当时，吴国若与楚国正面交锋的话，怕是得不到好处，怎么能打败对方呢？吴国在攻打楚国时，使用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战术，疲楚战略。简单地说，只能轻轻地打他一下就逃跑，消耗他的体力，等到他的体力快被耗尽了，再重重地打。这样就能胜利了。玩得楚国大兵们精神高度紧张，楚军折磨得都快要吐血了。 同时伍子胥又用反间计来增加楚王和楚人对囊瓦的信任，而不重用贤明的子期。
伍员
后来，吴军破楚。“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在楚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史记》说：“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谓子胥曰：‘子之报雠，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伍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司马迁在书中说伍子胥是鞭尸三百，但是比《史记》更具权威，成书年限更久远，更接近事件发生年代的《吕氏春秋》、《战国策》、《国语》和与《史记》同时代的《越绝书》等，都没有“鞭尸”文字记载，而是“鞭坟”。
《春秋谷梁传》载：“庚辰，吴入楚。吴其称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举其贵者也。蔡侯之以之，则其举贵者何也？吴信中国而攘夷狄，吴进矣。其信中国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诛于楚也，挟弓持矢而干阖庐。阖庐曰：‘大之甚，勇之甚。’为是欲兴师而伐楚，子胥谏曰：‘臣闻之，君不为匹夫兴师。且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弗为也。’于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与，为是拘昭公于南郢，数年然后得归。归乃用事乎汉，曰：‘苟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请为前列焉。’楚人闻之而怒，为是兴师而伐蔡。蔡请救于吴。子胥曰：‘蔡非有罪，楚无道也。君若有忧中国之心，则若此时可矣。’为是兴师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日入，易无楚也。易无楚者，坏宗庙，徙陈器，挞平王之墓。”
《吕氏春秋》曰：“光代吴王僚为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贤良，选练士，习战斗。六年，然后大胜楚于柏举，九战九胜，追北千里，昭王出奔随，遂有郢。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向之耕，非忘其父之仇也，待时也。”
《淮南子》云：“阖闾伐楚，五战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
《越绝书》载：“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战，十五胜。荆平王已死，子胥将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数之曰：“昔者吾先人无罪而子杀之，今此报子也。”
伍子胥掘墓鞭尸
由这些比《史记》更早的典籍可见，都是鞭坟，而非“鞭尸”。司马迁的《史记》“鞭尸三百”是没有史书依据的，是个人的附会、艺术加工。
不要轻看“鞭尸”与“鞭坟”的区别。一字之差，性质就完全不同。“鞭尸”，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礼仪，所谓“盖棺定论”，人死了尸骨都要挖出来打三百鞭，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属大逆不道之举；但如果是“鞭坟”，性质就不同了，作为泄愤的一种表达方式，楚平王对伍子胥家人残酷迫害那么凶狠，灭了伍子胥全家，只剩伍子胥出逃。伍子胥逢灾受难、经磨历劫，九死一生，吃了那么多苦头，见不到活的仇人，只好用鞭坟的方式来表达积郁在胸中多年的愤懑，完全可以理解，没有人会认为伍子胥“鞭坟”是大逆不道。。
特别要指出的是：与此事件发生同时代，史家一致公认内容详实、公正、不偏不倚的权威性著作《左传·吴入郢》，则根本没有伍子胥鞭尸的记载。而《左传》作者左丘明曾与孔子同朝为官，生活在伍子胥同时代。
伍子胥与孔子也是同时代人，孔子比伍子胥小几岁。换句话说，孔子是见证了这个时代——东周（春秋）华夏诸国发生的所有历史大事变，对“周礼”崇拜至极，对当代一切违反“周礼”、大逆不道的事件，都会记录在《春秋》书中，后世有：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一语经典概括《春秋》维护正统礼仪的性质。恰恰是在这本维护中国正统礼仪的《春秋》书中，只字未提伍子胥“鞭尸”。
而成书于战国、修订增补于汉代的《越绝书》中，关于伍子胥的相关事件，孔夫子的表态有这样的记述：问曰：“笞墓何名乎？”孔子回答：“子之复仇，臣之讨贼，至诚感天，矫枉过直。乳狗哺虎，不计祸福。大道不诛，诛首恶。子胥笞墓不究也。”由此段记录可见，真实的记录是“笞墓”，连史学话语最具权威的孔夫子也觉得伍子胥鞭坟不属大逆不道，没有必要追究。
孔丘
伍子胥的做法虽蛮横，但是并不坏。楚平王杀伍子胥父兄，伍子胥理应报仇。孔子曰：“父之雠，弗与共戴天。兄弟之雠不反兵
。”公羊曰：“九世之仇犹可报乎？”孔子认为：“王道复古，尊王攘夷。十世之仇，犹可报也！”《公羊传》中还有“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汉武帝说：“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在这个讲究血亲复仇的时代，无论伍子胥是“鞭尸”还是“鞭坟”都是值得赞许的。司马迁也说：“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为君者，其功谋亦不可胜道者哉！”
伍子胥虽然复仇成功，但最后也难免被谗言害死：“吴太宰嚭既与子胥有隙，因谗曰：‘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其怨望恐为深祸也。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计谋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愎强谏，沮毁用事，徒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今王自行，悉国中武力以伐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谢，详病不行。王不可不备，此起祸不难。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于齐也，乃属其子于齐之鲍氏。夫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诸侯，自以为先王之谋臣，今不见用，常鞅鞅怨望。愿王早图之。’吴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赐伍子胥属镂之剑，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叹曰：‘嗟乎！谗臣嚭为乱矣，王乃反诛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于先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然今若听谀臣言以杀长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乃自刭死。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人们往往忧谗畏讥，不是没有缘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