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诸葛亮时代3：为何费祎死后，蜀汉再无名相？因为世间再无诸葛
公元253年岁首，蜀汉朝廷正在举行一场大型的新年宴会。
酒过三巡，主持宴会的费祎有些微醺，大家也都沉醉在一片欢乐祥和之中，丝毫没有人注意到，有一位官员正面露凶光，朝着费祎走去。
随着一声闷响，蜀汉的官员们发现，费祎已经倒在血泊中不省人事。数日后，费祎伤重不治而死。
此时，费祎的职务是大将军、录尚书事，蜀汉政权的实际执政者。而费祎之死，成为蜀汉政局仅次于刘备之死的一个巨大分水岭。
01从诸葛亮到费祎
费祎，蜀汉四相中最后一个逝世的执政者。
但比起同为蜀汉四相的诸葛亮留下的巨大光环，蒋琬、费祎等人的炳烛之光显然难以争辉。
那么，为何不是诸葛亮之死成为蜀汉政局变化的分水岭，而是费祎之死呢？
这就必须要说到，蜀汉的政治制度。
220年-222年，魏蜀吴三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架构。为了表示自己是大汉帝国的正统继承人，蜀汉政权几乎完全延续了东汉的政治制度。
而随着刘备逝世、皇帝刘禅暗弱，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之尊，强化了东汉以来的台阁制度。至此，一个士大夫心中理想的制度模型，基本建设成型。
这套政治与两汉以来的大将军执政有着很相似的地方：皇帝虽高高在上，但基本上属于垂拱而治；而录尚书事开府执政，总揽军政要务，才是蜀汉政权真正的当家人。
由于刘禅一直都不具备掌控蜀汉政权的能力，也或许是这套政体限制了刘禅的权力，从诸葛亮到蒋琬、再到费祎，这套类似于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一直在蜀汉政权中得以延续。
那么，为什么他们能够稳定地掌握蜀汉的政权呢？因为诸葛亮、蒋琬、费祎，都属于同一个阶层，以儒学为根基的世家大族，或者叫士大夫阶层。
熟悉历史的都知道，这个阶层从东汉以来一直就掌控着华夏社会的发言权，连皇帝都奈何不得。
换句话说，从诸葛亮到费祎，蜀汉政权延续了东汉以来的士大夫执政模式。
经过数百年的证明，这套模式稳定性还是比较好的，更重要的是，这套制度能很好的限制皇帝的权力，而让士大夫们施展抱负。
然而，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制度，这套模式有一个致命缺陷-官宦干政。
而之所以是费祎之死，而不是别的什么事件，成为蜀汉政局的分水岭，正是因为，点燃士大夫执政模式这个缺陷的，正是费祎。
02悄然崛起的内宫
士大夫执政模式的缺点，作为过来人的诸葛亮，心中十分清楚。
因此，在诸葛亮决心以北伐作为毕生任务的时候，在成都做了这样的安排：以董允为侍中、虎贲中郎将，掌宫廷宿卫亲兵；以向宠为中领军，掌都城成都的禁卫军。
而董允、向宠，都是迁入蜀中的士大夫二代翘楚，因此，这一手明显是为了防止刘禅不明导致大权旁落，确保士大夫执政模式的稳定性。
事实也的确不出诸葛亮等人所料。刘禅渐渐长大，虽然不似汉和帝般刚强，却也有着同龄人的叛逆。
对于董允们的循循善诱、正色劝谏，每每下不来台的刘禅表示十分厌烦，却由于士大夫执政的稳定性，手中无权的刘禅只能望洋兴叹。
这套权力结构中，皇帝要想夺回权力，所能依靠的只能是宦官，刘禅也不例外。于是，一个叫做黄皓的宦官，渐渐走进了刘禅的视野。
然而，董允向宠等人很好地完成了诸葛亮交给他们的任何-遏制黄皓权力的扩张。
董允去世前，黄皓都只做到黄门丞，难以有所作为（皓畏允，不敢有为。终允之世，皓位不过黄门丞）。
在我们的印象中，士大夫和宦官一直都是正义和奸佞的代名词，董允和黄皓也是一样。
但事实上，政治斗争中，没有一方是完全正义的，也没有一方是纯粹的奸佞。
在士大夫心中，宦官是奸佞的代表。但在刘禅以及东汉历代幼帝心中，过分限制君权的士大夫们是欺负孤儿寡母的权臣乃至跋扈的叛臣，而黄皓等宦官，却是帮助自己取得君权的好帮手。
因此，董允能限制黄皓，士大夫却不能彻底铲除宦官势力。董允即使杀了黄皓，刘禅还会选出另一个宦官作为自己恢复君权的帮手。
246年，侍中、尚书令董允病逝，吕乂继任为尚书令，而陈祗继任为侍中。然而，与董允不同，陈祗却与黄皓“互相表里”，让黄皓得以开始干预朝政。
陈祗，汝南人，许婧的侄外孙，是根正苗红的士大夫出身。
那么，作为士大夫三代的杰出代表，他为什么不像董允一样，与执政当权的士大夫保持统一战线，却与士大夫们不齿的宦官势力合作呢？
这或许正是因为，陈祗的出身。许靖因为政治站队问题为刘备不屑，只因其是中原士大夫的杰出代表而被启用，是蜀汉用来装点门面的人物。
因此，陈祗与董允、费祎等人早在诸葛亮时代就受到执政者青眼有加，不太需要看其他人的脸色不同，他要想出头，必须得看尽各方脸色，学会八面玲珑。
于是，本着技多不压身的原则，陈祗将自己的能力和情商发挥到了极致。在蜀汉二代韧带凋敝的费祎时代，陈祗终于得到了青睐和重用，继董允出任侍中。
换句话说，董允选择强势，是整个蜀汉执政士大夫们的共识；而陈祗选择合作，是因为他必须得到包括皇帝、执政大臣、宦官等各方的支持。
而不知是没有发现这一点，还是因为来自皇帝的压力，251年，费祎提拔陈祗继任尚书令，正式成为蜀汉朝廷上的三号人物。
而费祎死后，陈祗更是凭借皇帝刘禅的信任和宠爱，成为实际上的蜀汉执政者。
随着陈祗地位的水涨船高，皇帝刘禅的代言人，黄皓为首的宦官势力，也已经悄然崛起于内宫，与陈祗的权势不相上下。
因此，随着费祎之死，蜀汉的士大夫政治时代，正式结束了。
03九伐中原
然而，费祎之死背后藏着的秘密，或许还远不止于此。
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刺杀费祎的是一个叫做郭循的人。
而这个郭循，数年前还是魏将。250年，姜维北伐，俘降了郭循。而入蜀数年间，郭循就做到了左将军的高位，这才得以有机会参加这次宴会，并成功刺杀了费祎。
但如果仅仅如此，郭循的刺杀或许是别的什么机缘，但结合以下的事实，这件事或许就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了。
在《诸葛亮时代2》（见文末拓展阅读）中，我们说到，姜维则是诸葛亮北伐国策的坚定继承者，而费祎是北伐国策的反对者，因此，费祎屡屡掣肘姜维的北伐行动。
姜维在成为卫将军、录尚书事之后，先后进行了大约9次北伐曹魏的军事行动，史称九伐中原。
而这其中，有5次，也是规模较大的5次，都发生在费祎死后的陈祗时代。
换句话说，费祎之死的受益者，并不单单是陈祗和黄皓，还有姜维。
更有意思的是，继任执政的陈祗，也是姜维北伐的坚定支持者。
257年，蜀汉本土势力代表，谯周上书刘禅，姜维几乎年年北伐，国力虚耗，国贫民弱，应该中止。
而陈祗表示反对，并在朝堂上与谯周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成功压制了北伐的反对之声。就在当年，姜维又率领大军在芒水与魏军对峙了近一年的时间。
此时的姜维，身居大将军、录尚书事的高位，是名义上蜀汉唯一执政，又在曾深得诸葛亮赏识，诸葛亮死后统军多年。
因此，费祎死后，姜维的威望在蜀汉几乎是无人可比。
而陈祗作为尚书令，姜维名义上的副手，对姜维的支持或许也是其八面玲珑的一种表现而已，并不能说明什么。
当然，我们无法证明，费祎之死究竟是不是陈祗和姜维策划的一场阴谋，但陈祗与黄皓的交情、刘禅的成长、费祎对姜维的掣肘、陈祗对姜维的坚定支持，至少说明，这件事并不像我们看见的那么简单。
而费祎死后，蜀汉政局风起云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04世间再无诸葛亮
事实上，陈祗时代的蜀汉，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糟糕，反而有些像诸葛亮时代的翻版。
首先，大将军、录尚书事姜维总领蜀汉军事，常年屯驻汉中，在费祎去世的当年就发动了大规模的北伐行动。
此后，姜维更是几乎年年北伐，出兵规模也大多上升至数万人，也有洮西之战、迁三县之民这样的捷报出现在刘禅的办公桌上。
其次，朝中尚书令陈祗处理朝中政务。面对朝中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声音，陈祗却对北伐表示了坚定的支持，要人有人要粮有粮。
仿佛一夜之间，蜀汉又回到了20年前的那个，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北伐曹魏、克复中原的激荡岁月。
当然，实际情况并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么乐观。
首先，黄皓权势日重，陈祗虽是与之合作，深得刘禅信任，但靠皇帝和宦官上位的陈祗，显然难以抗衡宦官势力的侵蚀。
当然，刚刚提到政治斗争并没有哪一方是白雪公主，但衡量正义与奸佞的标准是，究竟谁为国谋强，为民谋富？
从这一点来看，刘禅信任的黄皓和陈祗，不管是能力还是品格，显然比不上之前的诸葛亮、蒋琬、费祎。
其次，失去了执政地位的士大夫正在逐渐分化，诸葛亮时代的君臣一心、军民团结的现象早已不复存在。
费祎是最后一个能够相对团结皇帝、士大夫、蜀汉本土势力、蜀汉民众的执政者，陈祗的出身和上位方式决定了他不可能得到士大夫的全力拥戴。
而继承士大夫们地位的二代们，又没有经历过那段争锋中原的金戈铁马时代，难以理解和认同蜀汉以弱扛强，为何还要倾国北伐，以致于久战无功而国库空虚。因此朝中和军中，反对北伐的声音都越来越大。
同时，没有了诸葛亮时代的严刑峻法，蜀汉国内经济日渐凋敝，民生堪忧，难以供养北伐所需的人员和物资消耗，长期接触底层民众的蜀汉本土派势力，意识到北伐对于国民经济的伤害，也要求停止北伐，休养生息。
然而，作为蜀汉的执政者，陈祗和姜维，没有有力的措施解决好这些问题，就开始了执着的北伐，这更加重了蜀汉国内士大夫之间、朝廷与百姓间的矛盾。
这就是为什么费祎死后，蜀汉再无名相。
子彧说
对于蜀汉来说，诸葛亮时代是唯一的。
这不仅仅是诸葛亮的个人能力和才华，而是时代和诸葛亮共同的最佳选择。
国内的士大夫大多来自中原，他们共同提供了北伐的动力；而诸葛亮严法治蜀、国民经济运行良好，为北伐提供了有力保障，让大家的北伐理想有了现实的支撑。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继承了蜀汉的现实，而姜维继承了北伐的理想，但却再也没有人能够把北伐的理想和蜀汉的现实牢牢地结合在一起。
世间再无诸葛丞相。
而在大家对诸葛亮的怀念中，在姜维的九伐中原和反对声中，蜀汉政局逐渐滑向了深渊。
文/子彧